通过对于结构的理解和整理，我们不难发现在二战结束后，第三世界国家急于独立，掌控自己国家经济话语权的愿望，被西方发达国家完全的利用了，他们运作了这一套发展的体系，编造发明发展的话语，使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渗透的计划无可避免的开展起来“他们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援助，并非是要为自身培育新的经济对手，而是要通过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渗透，掌控其经济命脉，使其完全依附于自己”[2]，由此可见这套理论的实施与运用的重要价值。现代社会是充满权力话语气氛的时代，哪里有声音，哪里就有权力话语，而在实践和思想植入的双重文化殖民中，第三世界国家拿回自己的经济话语权任重而道远。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发达国家运作了如此之久的这个“阴谋”，却在短短十数年的时间内就招致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反对和反抗，乃至发展经济学基于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发展现实，逐渐被冷落。这一过程中有几个事情可以解释这种反抗的发生，一个是“往土地引进有刺铁丝网”，这个在发达国家中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不受异议的推广，却因为当地共同使用土地的文化不符而受到了阻力，还有农民对某些践行因不同于当地文化而认为是违反自然的，受到了排斥。在发展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本身源远流长的文化实践和意义以及其处身的社会关系被改变，其后果影响深远，甚至连社群的愿望和欲念的基础也将被改变，而这种改变不被第三国家所接受的。这样来看，西方经济学家们过于急切了，由于话语的建构和发展知识体系的运作过于顺利，使经济学家冲昏了头脑，构建的东西或许很美好，然而这与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本身的理性和生存逻辑不同，其结果只能是镜花水月，除了招致怒不可遏与反抗之外，并无其他结果。而这一方面实际上，贫困这一概念，也是在发展的话语体系建构之后而形成的，阐明发展的概念和其运行模式，以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文化革命为依据，对传统的发展主义话语进行了解构，并在此基础上，解构了发展主义和现代性的人类学，戳穿发展主义编造的“四大神话”。[3]由此可以看出埃斯科巴对于发展的本质的理解还是十分深刻的，他看到了对于国家发展中话语建构和权力运作的重要，并且深刻阐释的发展的本质以及其背后的西方中心本质和政治背景，然而对于发展过多的批判和一味认为其是一种文化殖民和侵略，却有失偏颇，因为政治经济发展对于解决贫困、饥饿有着重要意义。而在我们看来，他也并没有揭示社会发展的实质和历史的发展规律，也并没有给第三世界国家指出一条明确的出路。西方的发展理论的提出就像是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一半有毒，一半美味的蛋糕，而第三世界国家就像是一个饥饿的人，蛋糕不得不吃，然而如何凭借自己吃到美味的部分，又不失掉自己独立的经济话语权以致中毒被控制，食用的方法真的需要他们自己去思索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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