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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秦汉魏晋史探微》
刘焉是外来势力，他同益州在官地主之间有明显的利益不一致，冲突是迟早要出现的。初平二年（ 191），刘焉“托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余人，以立威刑”，( 4)引起犍为太守蜀郡任岐和校尉蜀郡贾龙（即前选吏卒出迎刘焉的州从事贾龙）起兵叛乱。刘焉用以压平叛乱的，是东州士和青羌兵。
不断由三辅、南阳及荆州它郡流入的外来士人与余下的益州在官地主联合一起，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力量，支持刘璋，使刘璋在益州的统治得以维持一个时期。刘备进攻刘璋，这支力量又陆续背弃刘璋，倒向刘备。
《董和传》，和由荆入益，仕刘璋，建安十九年（214）“先主定蜀，征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左将军、大司马府，刘备军府。董和作为刘璋旧属的代表，被物色来与诸葛亮并署军府，这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安排，从政治方面表示对旧人的尊重。
李严还劝说诸葛亮受九锡，晋爵为王，动机何在，值得琢磨。诸葛亮复书谓“若灭魏斩睿（魏明帝曹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亮以“并升”为词以尊李严，可以想见他委屈求全于李严的用心。
李严所行“苏、张之事”，当指其纵横捭阖于旧人新人之间，肆其诡靡之说，挑起新旧不和，所以诸葛亮要假借理由加以消除。诸葛亮与李严的矛盾由于涉及新人旧人问题，关系重大，不便独自处理，所以诸葛亮表废李严，联署者包括旧人新人在内，竟有二十余人之多。
诸葛亮以法治蜀，核心内容是不论亲疏远近，刑赏一统于法，力求“用心平而劝戒明”。而所谓亲疏远近，其主要尺度，实际上就是新人旧人——臣僚以新旧为分。新人旧人有了共同的刑赏准则，差别日渐泯灭，蜀国统治才能巩固。诸葛亮对于影响安定、滋生事端的人物十分留意，因而有废徙廖立、罢黜来敏之举，而廖立为新人，来敏为旧人，这自然是为了保持新旧平衡的缘故。
诸葛亮在思想流派方面是儒是法，论者非一，本文不置论。诸葛亮以法治蜀，主要不是出发于他个人的某种思想理论信念，而是着眼于蜀国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的实际需要，这是本文立论的主旨所在。
诸葛亮回答李严的问题，说明驻守永安的羌胡兵非不精练。至于书札中“嫌其少，当复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云云，意思是说永安防军本来统属于都护李严，李严既移驻江州，自可用江州兵去补充增援。
刘封与孟达忿争，并夺孟达鼓吹，这是由于刘封武夫，又有所恃，一味裸露矛盾而不懂得待时而发的道理，使深刻的政治势力的消长问题表现为一方恃权侵凌另一方的个人关系，造成孟达叛蜀投魏的后果。
孟达在蜀在魏关系均多，加上他所具有的恃才好术的个人特点，和三郡地处三国之间的居中地位，都是形成这一联系渠道和信息枢纽的重要条件。这些条件在黄权降魏前已经具备，所以我推测黄权之降魏很可能是孟达居间联系促成。孟达在蜀在魏均有地位，又与黄权有故旧之谊，所以我认为这种推测是合乎情理的。
托孤之语的真实含义既然如此，以后蜀政中的有关问题，都可以循此线索加以考察，而且大体可以得到解释。李严副诸葛亮并受顾命，本是刘备在危机中的权宜之举，对于稳定刘备身后的蜀国局势，确实起了重大作用。但是李严一旦居位，东西分陕，一国二孔之弊就逐渐有所暴露。加之以人事纷纭，此伏彼起。先有廖立狂惑，来敏乱群；后是孟达来降不果而陨身，李严横造无端而废徙。历史遗留的新旧纠葛反复出现，诸葛亮都逐一解决了，而且没有酿成大乱。
西城郡，曹魏黄初时改名魏兴郡，治今陕西安康。上庸郡，治今湖北竹山。房陵郡，治今湖北房县。三郡以“东三郡”之名见称，辖地跨有今陕东南、鄂西北。
房陵据说以四面山石如室得名，林深地隘，容量有限，所以秦代迁人数量，在蜀者当多于在房陵者。
汉元年韩信语刘邦曰：“项羽背约而王君王于南郑，是迁也。”注引如淳曰：“秦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蜀汉分指蜀及汉中，而汉中兼括东三郡地。由此可知，汉王之封，是项羽恃势以迁虏之例处置刘邦。南郑向南，沿蜀道入成都；向东，则乘沔水达于西城、上庸、房陵。巴蜀和东三郡，都是刘邦被当作迁虏的谪徙之所，枢纽则在汉中南郑。
东三郡地境原来由楚入秦，本属楚文化区，入秦后始转而受经由汉中顺沔水而来的秦文化的影响。但是自西徂东，秦文化渐淡，楚文化渐浓。唐金州即汉西城郡、魏魏兴郡地，素有“秦头楚尾”之称。
诸葛亮身在荆州而建图益州之议，不能预先设想弃荆州于不顾，故有“跨有荆益”之说。但荆益之间的联系，按稍后情况看来，主要靠三峡相连一途。在纷争局面下，恃三峡沟通荆益，需要峡内峡外维持相呼应的军事力量。这种条件刘备暂时可以具有，但不能保持长久，所以荆益终难兼而有之。历史上并没有割据益州的人长期跨据荆益二州以成稳定局面的先例。入蜀以后的刘备暂时可以出入三峡，但迟早要龟缩峡内，放弃荆州。这不是刘备所甘愿的，因而他在关羽败亡后倾国出师，以图匡复。但蜀师不能发挥顺流之势，踯躅峡中整整半年，既不能不战，又不能战，终于师老兵疲，一朝覆没。
刘表所治襄阳，本汉县，居南郡最北端。襄阳三面皆荆州地，唯独县西不远是益州汉中郡房陵县（后来是益州房陵郡）界。襄阳三面荆州，皆平原和丘陵，无险可守，唯独县西不远即是逶迤无尽的高山，属于益州地面，绝难进入。益州多山的房陵楔入荆州，像东指的箭头，尖端逼近襄阳城。从《三国志·魏书·刘表传》叙事看来，刘表但求保荆，并无远志，除房陵远离益州本部而地逼襄阳，刘表不免视之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外，并未插手上庸、西城事态。
对于“跨有荆益”之议，在研究了东三郡的地理历史状况以后，应当获得新的理解。当年“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之地是汉中；刘备欲得汉中以步刘邦后尘，按草庐三顾之时的设想，只有道出东三郡最为现实可行；出东三郡而得汉中，就具有当时所谓“跨有荆益”的地理历史完备含义；得汉中，进一步取刘璋囊括巴蜀，就容易了。我认为这样理解“跨有荆益”问题，比起只从诸葛亮个人聪明睿智来考虑，是较有客观根据，较为合理，较少先验色彩。
蜀魏间降人来往，信息传递，导致诸葛亮策反孟达以利北伐之事。但是孟达恃才好术，时有反覆；又同与诸葛亮不相容的蜀中政要李严同属一派，容易搅动蜀中政局。所以诸葛亮终于不救孟达于危难之中，促成孟达败死。从此东三郡中旧日益州残余势力，包括降将孟达，也包括宗帅申氏，悉数被魏军肃清，魏国南疆始得大大巩固，而东三郡在蜀魏早期历史中的特殊作用，也就随着消失。
孙吴建国，六朝肇始，史家措意，自古而然。本文搜求剩义，感到孙吴霸业之起，在魏、蜀前；称王称帝，在魏、蜀后，其建国道路，曲折而又漫长，似有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只是事在若隐若现之间，很不明晰。因而钩稽前人弃舍的资料，细思陈琳为曹操所作《檄吴将校部曲文》中提及的孙吴与江东诸大族的关系，才恍然若有所得。孙氏霸业稽延，症结盖在于调整与江东大族关系的需要。
袁术已据淮泗，有问鼎意。他用吴郡富春孙坚经略中原。孙坚死后，袁术派孙坚妻弟吴景、兄子孙贲攻逐周昕，分署吴景、孙贲为丹阳太守和丹阳都尉，控制长江津渡。袁术企图通过孙策，使江东成为自己的支撑力量。吴郡曲阿是孙氏家族的重要据点。孙坚死葬曲阿（后迁葬吴县），坚妻吴氏孀居曲阿，坚女适曲阿弘咨，(3)在在说明曲阿为孙氏利益所系之地。孙氏据曲阿，可以接应南北，联络富春，而孙坚故将丹阳朱治居吴郡都尉之职治钱塘，为孙氏控制了这一通道的南段。
混乱世局中的这种特殊关系，形成了江西（江北）和江东（江南）两个扬州，即袁扬州和刘扬州并立的局面。(5)孙策背靠袁术，又暂时结好刘繇，与两个扬州都保持联系，地位可进可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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