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汉代蔡邕曾说：“古不墓祭”，墓祭即我们现在说的扫墓、上坟、上墓，古代皇家称为上陵，即到逝者埋葬的地方祭祀的礼俗。古代通常有宗庙之祭来祭祀先祖，宗庙是专门为亡灵建造的居所。当然，《史记》：“武王上祭于毕。”《周礼》“成葬而祭墓为位。”《吴越春秋》：“夏少康封禹庶子于越，春秋祠墓于会稽。”等记载说明墓祭的出现还是比较早的。著名历史学家杨宽梳理了定期墓祭礼俗的历史，尤其是秦代、西汉、东汉时期的发展，指出：“他们常常用上冢的礼俗会集宗族、宾客、故人，作为团结和扩展大族势力的一种重要手段。”也因此，古代上陵之制逐渐确定下来，而古代社会通常礼俗由高层而下推行迅速且有深刻影响，这对于理解民间扫墓也有重要指导意义，抛开政治因素，上墓、扫墓实际对团结亲族的意义重大。
孔子圣迹图·子贡庐墓
原文
杨宽：上冢的礼俗和上陵之礼
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出现的定期墓祭的礼俗，后世称为“上冢”或“上墓”。至少秦汉之际已有“上冢”的称呼。根据《史记·留侯世家》和《汉书·张良传》记载，张良派遣大力士在博浪沙中狙击秦始皇，误中副车，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张良便更改姓名，匿居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在圯上（即桥上）遇见一个老父，后来从这老父得到《太公兵法》，老父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后十三年张良从汉高祖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得到黄石，“取而宝祠之”。到张良去世，“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腊，祠黄石”。伏腊，是指夏天伏日的祭祀和冬天腊日的祭祀。说明这时上冢的礼俗，已有夏、冬两季的伏祭和腊祭。
张良像
西汉已盛行“上冢”的礼俗，常常夫妇一同到祖坟吊祭。汉武帝时，朱买臣原来家贫，靠樵柴薪出卖为生，常一路背着柴薪，讴歌为乐。他的妻子感到羞耻，多次劝他不要讴歌，他却更加讴歌，妻子便因此离去。后来朱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饭之”（《汉书·朱买臣传》）。说明当时已盛行夫妇在祭墓的节日一起上冢的礼俗。
西汉时已有皇帝命令臣下拜谒已故皇帝的陵寝和宗庙的。武帝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被迁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旁边牧羊，坚持十九年不屈。到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因匈奴和汉和好，被释回到京师。昭帝“诏（苏）武一大牢谒武帝园庙，拜为典属国”（《汉书·苏建传附苏武传》）。所谓“武帝园庙”，就是指茂陵和龙渊庙，因为龙渊庙就造在茂陵的寝园之东，连称为“武帝园庙”。
西汉时也有皇帝遣使者祭祠臣下的冢墓的。元帝时，大臣萧望之因得罪宦官而被迫自杀，“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元帝世”（《汉书·萧望之传》）。说明这时每逢“岁时”祭祠冢墓已成为流行的风俗，皇帝追念已故大臣也要奉行这种风俗。
到西汉晚期，上冢的礼俗更加风行，而且常常被官僚、豪族利用来作为会集宗族、故人、官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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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哀帝时，何并为长陵令，有个做过侍中的王林卿，“归长陵上冢，因留饮连日”。这时王林卿“宾客愈盛”，所谓“留饮连日”，就是连日用酒食招待和会集宾客。何并怕他犯法，登门劝他离开。在这事发生以前，王林卿曾“杀婢婿，埋冢舍”（《汉书·何并传》）。颜师古注：“婢婿，外人与婢奸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说明当时官僚、豪族的冢墓园中，建筑有守墓人居住的“冢舍”，留有奴婢守墓，家人上冢时，不但可以留宿，还可以举办酒席，招待和会集宾客故旧。
当时有些大官上冢时，举办酒会的规模已很大。例如董贤由于哀帝的宠幸，“上冢有会，辄太官为供”（《汉书·鲍宣传》）。太官是宫中少府所属主管膳食的官。董贤上冢时举办的酒会，竟然要由太官主持供应，这种酒会的奢侈和讲究，也就可想而知。
西汉末年上冢的礼俗，已普遍成为会集和团结宗族、宾客、故人的一种重要手段。例如曾任谷口（今陕西泾阳西北）令、中郎等官的游侠原涉，免官以后，“欲上冢（冢在茂陵附近），不欲会宾客，密独与故人期会”，“会所与期上冢者数十乘到，皆诸豪也”（《汉书·游侠传·原涉传》）。可知当时官僚、豪族利用上冢礼俗来会集宾客和故人，都是预先发出通知，早就约定日期的，因此到这日期宾客和故人都会从各方面赶到。
如果在中央或外郡做官而要回乡上冢的，需要上书皇帝请求批准。例如楼护为谏大夫，“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各以亲疏与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费”（《汉书·游侠传·楼护传》）。说明当时达官贵人上冢会集宗族和故人，不但用酒会招待，更有分赠礼物和钱财的。
到东汉初年，上冢的风俗更盛。光武帝常常把诏令“归家上冢”或“过家上冢”，作为对功臣的重要恩赐。
例如王常，颍川郡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人，连年转战各地有功，建武六年（公元30年）“征还洛阳，令夫人迎常于舞阳，归家上冢”（《后汉书·王常传》）。
又如岑彭，南阳郡棘阳（今河南南阳市南）人，连年转战各地有功，建武六年冬“征彭诣京师，数召宴见，厚加赏赐，复南还津乡，有诏过家上冢”（《后汉书·岑彭传》）。
又如吴汉，南阳郡宛（今南阳市）人，建武十二年攻灭割据益州的公孙述，次年正月“汉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诏令过家上冢，赐谷二万斛”（《后汉书·吴汉传》）。
又如韦彪，右扶风平陵人，建初七年随从光武帝西巡，他建议到旧都长安追封西汉功臣子孙，光武帝“乃厚赐彪钱珍羞食物，使归平陵上冢，还拜大鸿胪”（《后汉书·韦彪传》）。
再如宋均，南阳郡安众（今河南邓县东北）人，因矫制调兵击败武陵蛮的反叛，“光武嘉其功，赐以金帛，令过家上冢”（《后汉书·宋均传》）。
再如冯异，颍川郡父城（今河南平顶山西北）人，从光武帝连年作战有功，并与诸将定议上尊号，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定封异阳夏侯，引击阳翟贼严终、赵根破之，诏异归家上冢，使太中大夫赍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以）下及宗族会焉”（《后汉书·冯异传》）。说明这时大官不仅可以借上冢这个礼俗，会集宗族、宾客、故人，也还可以会集二百里以内的地方官。
从上面引证的许多事例，可知从西汉中期以后，由于豪强大族势力的发展，他们常常用上冢的礼俗会集宗族、宾客、故人，作为团结和扩展大族势力的一种重要手段。看来西汉后期皇帝陵墓上也已举行“上陵”礼，可能还不经常，还没有把礼制确定下来。
《续汉书·礼仪志上》说：“西都旧有上陵。”刘昭《补注》引《谢承书》记建宁五年蔡邕参与上陵礼后说：“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到东汉初年，由于东汉政权以豪强大族作为基础，皇帝和功臣都是豪强大族出身，上冢的礼俗更被皇帝用作赏赐功臣的一种重要手段。
明帝所创设的上陵礼，实际上就是把豪强大族久已风行的上冢礼俗加以扩大，搬到了皇帝陵园中来举行，用作会集公卿百官、地方官吏以及亲属而加强团结的一种重要手段。赵翼说：“光武令诸功臣王常、冯异、吴汉等，皆过家上冢，又遣使者祭窦融父冢，明帝遂有上陵之制。”（《陔余丛考》卷三十二“墓祭”条）这一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
上陵之制，的确是在上冢礼俗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明帝把上陵礼用作会集和团结公卿百官、地方官吏以及亲属的手段，就是取法于当时官僚、豪族把上冢礼用作会集和团结宗族、宾客以及故人的手段的。
——摘自 杨宽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
杨宽先生
作者简介：杨宽，字宽正，江苏青浦白鹤江镇人。曾就读于苏州中学师范科，1936年毕业于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53年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60年调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1970年又回复旦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出版《西周史》《战国史》《杨宽古史论文选集》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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