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大概是指儒家凭借韵律很强的文字去美化丑陋，颠倒黑白的能力特别强，故将儒家视为五蠹之一，必欲除之而后快。令人唏嘘的是韩非子想除五蠹没能成功，自己却被同学李斯给整了，可见能够颠倒黑白的不仅是儒者，而是具体人的具体利益。如果触动了某些人的利益，轻则骂重则杀。
韩非子将颠倒黑白称为以文乱法，后代则称之为文案公关，一篇“优秀”的文章或小说足以将一个人钉上耻辱桩或将钉在耻辱桩上的人解套甚至美化。著名案例为武植和潘金莲案，武植本是清河县人，身高一米八（据其遗骨推断），进士出身，官居县令，其妻潘氏金莲，名门淑媛、温婉贤良。本是一对恩爱有加的夫妻楷模硬是被《水浒传》给编排得龌龊不堪，可见文字有多可怕。还有一个姓杨的和姓黄的故事，耳熟能详，可据说现实情况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姓杨的原本家资殷实，可他吃喝嫖赌，终于将家败了，而姓黄的却是勤俭持家的典范，没有年关逼债没有强抢民女，杨欠赌债自杀，而黄则收养了其可怜的女儿。可一出戏就将姓黄的以及和姓黄的相类似的农村精英钉在了耻辱桩上。
今偶读《岳阳楼记》，文章写得真好！既有爱国忧民之心，又有胸怀苍生之志，虽境遇不佳，但不忘初心。文章流传已千古，感动天下读书人。
作者先是交待人为什么要写岳阳楼记，后写岳阳楼上看到的景，最后自我表白了一通，成功地将滕子京这个人洗白。
有好事者查看范仲淹年谱，庆历四年，范在中央工作，八月份调到邠州（甘肃），在邠州工作到第二年十一月，然后调到河南邓州，年谱上说庆历六年九月邓州任上写了岳阳楼记。好事者就认为，范仲淹在这段时间内压根就没有去过湖南岳阳，那么问题就来了：要么《岳阳楼记》不是范仲淹所作，是滕子京找人代笔，而范仲淹和滕子京的私人关系很好，没有发微博声明，默认了自己是作者；要么就是范仲淹凭空臆造了岳阳楼的情况，滕子京默认了，反正这篇文章对滕子京有利。孰是孰非，无从考证，不过从文章的字里行间，能够读出的是自我标榜，是一篇很成功文案，成功地将滕子京洗白了，也成功地树立了范仲淹心忧天下，不计个人得失的形象。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这是文章的起始部分，传递的信息有二：一是滕子京被贬官到巴陵郡（岳州）是有隐情的，是被小人陷害的；二是滕子京是能员干吏，工作能力是一流的，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让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了，这么能干的行政官员居然被贬官，应证了信息一，谪守是有冤情的。可情况真是这样吗？
滕子京在泾州任职期间，有一笔十六万贯的公款怎么也对不上帐，有几万贯直接下落不明了。据考证，宋代的一贯相当于现在的几百元，几万贯就是现在上千万的人民币。皇帝派了人去查勘，这个滕子京却将帐目销毁，拒绝查勘。皇帝很生气，滕子京的同学（同一年考中进士）范仲淹力保，才使得滕子京得到一个小处分，降职到巴陵郡任职。人际关系很重要，运气也很重要，如果迟一点出事，范仲淹自己也被贬出京城，那就没有谁替滕子京说话了。滕子京在岳州任上，并没有出现什么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的景象，百姓仍是穷困潦倒、食不裹腹。滕子京却巧立名目搜刮民财，大搞政绩工程，其中最最最有名的就是修岳阳楼。突然想起了《让子弹飞》中的一句台词“我们没胆子剿匪，借剿匪之名敛财的胆子还是有，而且很大”。
上面段故事见之于《宋史》和司马光的笔记，应该可信；范仲淹说政通人和应该不可信，因为此时他没有到岳州去考察过。另据考证，他从来没去过岳州，也没见过洞庭湖。
既然没见过洞庭湖，没上过岳阳楼，那下面写景的文字要么是胡扯，要么是别人代笔。仔细阅读，排比句用得真好！可就是没有实际内容，但不重要，琅琅上口、激情澎湃很重要。
文章最为关健的是最后一段，“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表白，是写检讨书的点睛之笔。看到这，读者能不为之动容吗？但人家滕子京并不是要写给普通大众读的，他不需要对大众做检讨，他要检讨的对象是仁宗皇帝。最后这篇检讨书还真的被皇帝看到了，表白起到了作用，皇帝将滕子京从穷乡僻壤的岳州调到了富庶繁华号称小汴京的徽州，成功翻身，靠的就是这一篇《岳阳楼记》。
所以说文案的作用很大，一篇优秀的文章足以感天动地、颠倒是非。所以在阅读好文章时得多个心眼，不要瞎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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