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集

小时候最盼望的是赶集，不但有热闹看，还能有好动西吃。

集不在我们村，在距离我们村东四里外的公社所在地。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村也有集，但因为号召力差，集的规模便上不去，光顾的人便少，人们宁可舍近求远，去远方凑凑热闹。

当然说人口少也要看和谁比，我们村大概有一千多户人家，这个规模已经秒杀中国大多数乡村。前年去贵州千户苗寨，乌泱泱一个山头全是房子，黧黑色木制小楼鳞次栉比，檐牙交错，在夕阳映照下格外壮观，这在山多地少，人口分散的贵州算是个大村，但在我们那里很平常，比如，我想赶集的公社所在地有两三千户人家。

那里即便不是逢集的日子也很热闹，毕竟是一级政府所在地，有全公社唯一的大礼堂，礼堂里可以开会，也可以放电影，礼堂前面还有个“五七饭店”，还有一趟通往县城的长途班车，每天早晚经过这里。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曾经作为学生代表，在礼堂参加过一次公社大会，忘了是什么会议，大概能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参加的，想必也不会是什么重要会议。记忆中礼堂里摆放的不是连椅，或者软席，是一排排的长条凳，凳子是杨树做的，连漆都懒得上，白蜡蜡的，还散发着一股树木特有的清香。凳子前面也没桌子，人们就这样脑壳碰脑壳的坐着，一边说话一边抽烟，屋子里像着了火，乌烟瘴气。

也有收获，每人发了一支圆珠笔，一个笔记本，还有两毛钱菜票，会后可以去前面的五七饭店“”就餐，我记得买了两个火烧，一碗菜汤，吃得心满意足，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下馆子。

乡村生活大部分时间是枯燥的，每天在街上碰到的就那几个闲人，说的也都是你知我知的那几件事。村东头的老张头娶了个儿媳妇是哑巴，但长得挺好看，据说是花钱买来的，这件事能议论很时间，后来，新媳妇整天在眼前晃悠，也就没兴趣了。村西头的老李头中风了，听说那天和人打麻将，好不容易自摸了一把，高兴的喊了一嗓子，人就出溜下去了，人们听说后唏嘘了半天，后来，老李头便经常口眼歪斜的出现在众人面前，大家也都视而不见了。

一个乡村，能出现意外情况的少，日子大都平淡如水，莫说人，连狗都不兴奋，除了春天交配季节外，其余时间都浑浑噩噩。

只有赶集的日子，人们的心思才活泛起来，乡村也仿佛有了生机。

我们家在村东头，门前那条路是通往公社的主要通道，上午八九点钟，人们开始往外走，到了十点多，又陆续有赶集的人回来，门前始终人不断。奶奶喜欢站街头，一切人和事便尽收眼底，站在大门口，一般人能影影绰绰看到远处的集市，奶奶眼力好，甚至能看清三四里外回来的人是谁。

有一次奶奶对我说，你姥爷赶集回来了，到了跟前你喊一声，说不定会给你带长果仁。长果仁就是炒花生，那时是稀罕物，从名字上也能看出对它的尊崇，集上有卖的，一毛钱能买十几粒。姥爷和我们一个村，因为村大，离得有一段距离，平时也少走动，但姥爷喜欢赶集，倒是能经常看到。

姥爷个高，瘦，人老实木讷，走路木呆呆的不看两边，猛不丁的听到耳边传来一声“姥爷”，着实的吓一跳，待定下神来看到是我，鼻子里若有若无的哼一声，眼皮一耷拉，又抄着手，讪讪的朝前走去。

奶奶这时便有一丝坏笑，似乎预料到是这个结果。时间久了，知道没有期盼中的长果仁给我，遇到奶奶再怂恿我喊姥爷时，我死活不喊了。

但奶奶赶集是给我带长果仁的，虽然不多，用小手绢包着，我和姐姐，弟弟，小姑每人能分个两三粒，我的要稍微多些，奶奶给的理由也充分，谁让我最馋哪。吃的时候根本不舍得整个放到嘴里，都是用门牙蹭一点，慢慢咀嚼，三五个花生能吃好长时间，真香啊。偶尔，奶奶也会带我去赶集，集在镇上两条东西长，南北短的马路上，平时空空荡荡，逢集的日子便被摊位和人流塞满了，一辆不长眼的汽车路过，司机要从驾驶室探出身体，连吆喝带按喇叭，磨磨蹭蹭好长时间才能过去。

从我们家到镇上也就四里路，这点距离对于现在来说，几乎不算什么，但那时人小，奶奶又是小脚，也并不轻松。记得快到集市的时候，要路过一家氨水站，发出呛人刺鼻的味道，一般人都会用手绢掩住鼻子，疾步快走，我则是憋住气一溜小跑，过去了再大口的喘气。回头看奶奶，还在踮着小脚，不紧不慢，一步三挪的走着。过了氨水站，路北是一块空地，平时不知道干什么用，逢集便有人排起长队，这是卖肉的摊位，乱哄哄的样子。那时全公社一个集只杀一只猪，用以解决数万人的吃肉问题，很多人一大早就来排队，但能不能买上全看运气。

事实上，那个年代也没有多少人吃得起猪肉，家里来了客人，最多买块把钱的，窄窄的一绺，用草绳系了，很珍贵很荣耀很小心翼翼的提着。我们家穷，印象里买一绺的时候都少，也没啥贵客，最多是奶奶的弟弟—我舅爷爷来喝点小酒，也只在鸡蛋上做做文章。再往前走便是集市了，来赶集的大都是周围三里五村的，很多都认识，土地把农民牢牢的固定在乡村，数辈子联姻下来，关系盘根错节，几乎每个村都能攀上亲戚关系，遇见了自然要寒暄一番，于是，赶集便不仅仅是赶集，也是一个社交场合。

奶奶在村里辈分高，处事公允，又伶牙俐齿，为人不卑不亢，很有些威望，谁碰到了都要打个招呼，半天挪动不了几步，我在旁边便有些不耐烦，拽着她的衣襟，一遍遍的催她快走。

奶奶光顾的多是卖菜的摊子，看到合适的就停下来，摸一摸，问问价格，却并不买，思量一会，又去下一家，一家家比较下来，最后到手的也只是几根葱，一把香菜，一捆韭菜而已。

好不容易来到卖瓜果梨桃的地方，我便不走了，看见卖桃的要吃桃，看见卖杏的要吃杏，看见卖甜瓜的要吃甜瓜，奶奶被我念叨缠磨得不厌其烦，便哄我说，前面还有更好的，再往前走走，结果，越走越远，越走越没了瓜果的踪影，每次都是兴高采烈的去，最后蔫头耷脑的回来。说起来，还是和爷爷赶集过瘾。

爷爷本分，善良，不当家，兜里常年连个钢镚也没有，赶集的事一般轮不上他，唯有一次例外，就那次还犯了大错，被奶奶数落了一辈子。

那次其实也不是去赶集，是让爷爷卖草编的，所谓草编就是用麦秸秆编成的一种辫子，因为操作比较简单，大人小孩都会，公家收购完后再用它来编成各种工艺品，换取外汇。镇上有个收购点，只有逢集的日子才敞开收购，那是那个年代，我们老家那一带少有的能赚点零花钱的方式。

之所以让爷爷去卖，是因为草编比较多，必须要推着独轮车，而家里的整劳力，叔叔和妈妈都要上工干活，脱不开身。于是，那天爷爷便推着独轮车上路了，车上是堆的满满的草编，后面跟着小姑，姐姐，我和弟弟四个小孩，队伍浩浩荡荡。

到了收购点，卖草编的队伍排成了长队，好不容易轮到我们，负责验货的把我们的草编扒拉下来，挑拣了一番，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认定为优，其他仅仅合格，满满一车草编只给了五块钱。

尽管有些失望，但五块钱在那时也算大钱了，有了钱，心里也有了底气，爷爷便带我们直奔卖瓜果梨桃的摊位。到了那里，碰到卖桃的，我们说要吃桃，爷爷说，买。碰到卖甜瓜的，我们说要吃甜瓜，爷爷说，买，碰到卖西瓜的，我们说要吃西瓜，爷爷说买，碰到卖面瓜的，我们说要吃面瓜，爷爷说，买。

于是，去的时候一大车草编，回来的时候一大车瓜果梨桃，我们兴高采烈，载欣载奔。

但回到家里却有些抓瞎，奶奶问爷爷卖的钱哪？爷爷指着车上的瓜果梨桃，怯怯的说，都花了。都花了？奶奶闻言大怒，大概她心里早把这五块钱安排了别的用处，指着爷爷开始数落，大意是就不能托付你办事，就托付你这一回，还这么不靠谱。爷爷自知理亏，也不以为意，被数落急了就回一句，孩子们一个夏天了，都没捞着吃点好的，这次碰上了还不买点。

这事成了爷爷一辈子的把柄，在以后的岁月里，奶奶只要想起来，就会气不打一处来，一个劲埋怨。奶奶是个会过日子的人，一分钱恨不得掰八瓣花，爷爷偏不在乎钱，按奶奶的说法，不当家吧还穷大方，两个人一辈子没少为这个吵架。

人到中年，回忆过往，有了一些感触，常常感觉自己的性格越来越像爷爷，都是本分，善良，嘴拙，都是不当家不主事，都是有一种“一掷千金”的洒脱，却没有能挣万贯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