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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积习的国度，仅有热血是不够的。无知的冲动与无谓的牺牲，不过是为帝国的绞肉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润滑剂而已。近读我的老师刘梦溪先生的新著《陈宝箴与湖南新政》，先生对当时情势的分析，一下子就厘清了混沌。他说：“所谓变革，当然是在保存自我的前提下的弃旧图新，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自我。如果完全推翻自我，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革命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在1898年那一历史时刻，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当时的情况，改革比革命更现实更有可行性。改革也有两种方式，即激进的变革和渐进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变法是激进的变革，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是渐进的变革。皮锡瑞戊戌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黄遵宪看了易鼎的文章也颇不以为然，说：‘日本有顿进、渐进二党，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可见黄遵宪主张的也是渐进的变革，此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应为若合符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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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禧的年代里，不乏“曾胡左李”这样的中兴之臣，也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新锐改革者，天下事并非不可为。无奈，许多历史机遇，都在她的手中错过了。翁同龢在甲午战前拼命挤对李鸿章这些开明的洋务派，甲午战败后却又支持变法；戊戌变法后（公元1898年），李鸿章自称康党，可惜早已经靠边站，没有了力挺康梁的实力；而当庚子事变后（公元1900年），慈禧幡然醒悟，开始了比戊戌变法更加猛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启动了立宪议程，而此时的康梁，早已逃亡国外，成为帝国通缉犯，死要面子的慈禧又执意不肯为康梁还有被她杀死的戊戌六君子平反，而思想开明的奕、李鸿章，也早已不在人世。总之，党争、利益关系，把朝廷分割成无数碎片，让人眼花缭乱，清末的政治版图，终是一盘散沙，任凭谁也捏合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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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说：“她的政治技巧使她完全能够跻身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是她所成长的文化氛围局限了她的眼光，使她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这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超人识度的巨人来引导，才有可能摆脱沉重的惰性，度过重重劫难。可惜，历史没有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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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之怒，表明她与光绪的矛盾，主要不是体现在对于变法的认识上，而是体现在权力的分配上。连与康有为关系甚密的四品京堂、礼部主事王照后来都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
对于新党来说，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尽量争取慈禧太后的理解和支持，逐步推行改革，至少不把她推到对立面上。有学者说：“变法维新运动就其涉及的广大领域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场渐进的政治革命，它的倾向不仅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思想意识背道而驰，而且将严重侵害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如修改考试制度使帝国的广大文人有失去晋升机会的危险；废除许多衙门，威胁到众多在任官员的任职；规定士人和官员可以越过正规的官僚制度渠道直接上书皇帝，是对朝廷中高层权威的蔑视，等等。因此，一个有政治头脑、深思熟虑的人，就会预想到颁布这类改革措施将会遭遇到怎样的局面，一旦掀起范围广泛的抗议浪潮将如何应对，这其中有对各派政治势力的清醒认识，对人心逻辑的谙熟，他必须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反对派，什么是随从者，以便分化瓦解对方，争取中间势力，组成统一战线。一定要有这样的把握：即己方的政治力量能够以绝对优势压倒反对势力。这不是儿戏，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峻的政治斗争。倘若没有这种把握，就需要等待时机，积蓄力量，见机行事。”
但康党不屑也不愿选第一条路，甚至连尝试都不愿意，而是在羽翼未丰之际，就摆出了一份与慈禧的现行体制分庭抗礼的架势。其中一个典型的细节，是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一早，康有为至颐和园接受光绪召见，在朝房里等候时，与等候向慈禧谢恩的荣禄撞个正着，二人于是有了一段语言交锋。荣禄问：“以子之大才，是否有补救时局的灵丹妙药呢？”语气明显带有挑衅的意味。康有为也不示弱，愤然答道，非变法不可。荣禄又问：“即使知道法是要变的，但一二百年的成法，怎能一下子变过来呢？”康有为回敬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变了。”荣禄听后，脸色突变，知道这个康有为来者不善，假如变法成功，一定会对旧党下黑手，所以当天觐见慈禧时，让她加几分小心。这段对话出自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可靠性不知，但从康有为代御史宋伯鲁所拟奏折中，可见“有迂谬愚瞽，不奉诏书，褫斥其一二以警天下”之语，由此可知，杀几个守旧大臣，的确是康有为的主意，但此时的他（包括光绪），自己还是泥菩萨过河，此时摆出一副死磕的架势，无疑是以卵击石。可见他是一个胸无韬略之人，胸口贴上胸毛，就自称大力士了，全不知他那点武艺，在慈禧、荣禄面前，实在是不堪一击。在他的引导下，整个变法的进程，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跟着感觉走。他们以为颁几道诏书、杀几个大臣，变法就可大获成功，是头脑简单的表现，这样的变法，注定无法成功。
他们把变法团体变成一个小圈子，对大多数朝廷官员采取排斥甚至打击的态势，表面上孤立了旧党，实际上是孤立了自己，让自身立足未稳，就在朝廷中深陷孤苦无援、孤军奋战的处境中。这一点不仅令荣禄、刚毅这些一线官员无法接受，连慈禧也感到意外。所以变法伊始，慈禧就曾急切地问荣禄、刚毅这些官员：“难道他（皇上）自己一人筹划，也不商之你等？”当她得到完全否定的回答，她的脸上一定挂满了失望。
果然，光绪“擅自”进行的人事任免，将慈禧身体里蛰伏已久的斗志激发起来。朝廷上下，没人敢动她的奶酪。
沉疴已久的帝国，就这样错过了自我革新的机会，我们今日对这场维新运动的所有反思与苛责，皆源于对它的深爱与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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