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是我在北京西山森林公园的山顶拍摄的夜景。夜晚的北京，流光溢彩，令人感慨大都市的繁华。现代人依赖于大城市的繁华便利，同时又为大城市的繁忙拥挤而苦恼，大城市真是让人又爱又恨。
问大家三个问题：
（1）中国的大城市是否已经积聚了过多的人口？
（2）如果政府不加限制，大城市是否还将涌入更多的人口？
（3）人口向大城市积聚是否将导致发达和不发达地区更大的差距？
我估计不少读者的回答都是“是”，我原先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最近读了一本《大国大城》（陆铭，上海人民出版社），书中详实的数据和严密的逻辑分析改变了我的看法。
书中内容很多，但我觉得围绕这三个问题的论述是比较核心的，在此做一介绍，大家感兴趣可以找原著进一步阅读。
为什么我们觉得大城市人口过多了？
交通拥堵、空气污染、房价高涨……这大概是人们对大城市的一致印象，这些问题是怎么导致的，难道不是因为人口太多了，城市承受不住了？
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上海市在2000年的时候人口1600万，当时做了一个规划，预计2025年人口达到1800万。不曾想仅仅四年之后的2004年，上海人口就达到了1800万。道路、市政、商品房用地等等，都是按照规划来设计的，在这种保守的规划下，各种问题自然就出现了，但人们直观的感觉则是人多导致的。这种现象在各大城市都存在。
上海在1947年曾做过一个规划，当时上海人口400万，该规划年限为50年，即规划到1996年，它预测上海1996年的人口是多少呢？是1500万人。如果按照这样的规划开展建设，相信今天的居住感受是不同的。所以规划的保守才是城市病更主要的原因，人口或许也是一个因素，但并不是主要的。
大城市能不能接纳更多的人口？
说到能不能，这是一个技术性问题，技术性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技术解决的。
交通拥堵，现阶段可以通过更合理的交通规划来改善，随着5G的快速普及，智能交通将会大大改善交通状况，而等到无人驾驶来临，交通拥堵就将变成一个历史书里的名词了。
空气污染，推荐大家看“一席”上一位专家——陶光远的演讲，他是德国能源署的专家，中德治理雾霾合作项目的协调人。这个演讲是典型的用科学思维看待问题。有雾霾怎么办？两个字：治理。过程和把大象放进冰箱差不多：1.找到问题；2.寻找对策；3.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困难，但最终问题总是会解决的。
其他的，像犯罪率、食品安全、高房价……都是可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所以大城市能不能接纳更多人口是一个伪命题。或许我们真正该问的是下一个问题。
大城市该不该接纳更多的人口？
有一个普遍认识：发达地区的大城市像一台抽水机，不停的抽取不发达地区的劳动人口，导致了不发达地区愈发衰落，地区差异愈发明显。因此，从公平的角度，即使大城市能接纳更多人口，也应该加以限制。
国家目前的政策显然也是认同这种观点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而且官方的提法不是“城市化”，而是“城镇化”——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同时加快不发达地区的小城市、城镇发展。
但这样的做法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如果我们同意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十九大报告的说法），那么市场显然会把人力资源向特大城市配置，而不是小城市、小城镇。一方面大城市的人力需求更大，另一方面个人在大城市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利益，这是最优配置。（人力资源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就是说身处的社群越大，对个人的提升帮助越大）
我们可以看一个美国GDP分布的图示，图中那一个个红色小点创造的GDP与蓝色区域是一样的，而这些小红点就是美国的大城市所在地。这就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财富都集中到有限的大城市了，广大的蓝色区域的美国人民岂不是很凄惨？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图表：
州与州之间的GDP总量差异是巨大的，但人口总量的差异几乎是等比例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美国各州的人均GDP水平几乎是一样的，“最穷”的佛蒙特州GDP总量300多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内地的一个三线城市，但它的人均GDP高达5万多美元。与富可敌国的加州相比，佛蒙特州人的日子过得一点不差。（傅蔚冈，《超大型城市不要畏惧人口增加》，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网站，这个机构是一个民间智库，有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值得关注）
这说明什么呢？如果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人口自然会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大城市，不发达地区的人口下降后，反而凸显了它的比较优势：农业产业、旅游产业、资源产业。这些产业很有价值，但容纳不了太多的人口。当大城市的繁华吸引了大部分人口后，留守乡村的，或者从都市回流的小部分人口依靠这些比较优势产业，取得了与大城市一样的人均财富。
这就是大国大城的意义——放手发展超大型城市，这既会让城市繁荣，也会让乡村复兴。
反观中国，数据图是这样的：
地区GDP占比与人口占比基本上不匹配，这说明非经济因素在限制着人口流动，而限制的结果不是使地区差异减小，而是扩大了。
面对这张图我们有两种思路：一是向人口多、经济总量小的地区加大投入，把当地GDP扶持起来；二是让人口流动起来，最终实现人均GDP的均等。
现在的政策偏向第一种，但从事经济领域工作的人都知道，这样做的问题太大了。这些年，几乎每个县都在建工业园、产业园，其中很多从建好就空着——人都是理性的，你这里根本就不适合投资啊！这造成了极大的浪费，GDP倒是上去了，但民间财富并没有因此而增长。当前地方政府债务有统计的就达30万亿，真实数据远大于此，这些债务多数都在中西部地区。这两年新闻里老说降杠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降地方债。而超大城市的杠杆是不用降的，再多加些也无妨，因为它对资金的使用效率是很高的，借了钱还得起。
所以第二种思路是更科学的：大城市占有更多的资源——大城市吸纳更多的人口——乡镇人口减少——乡镇人均财富增加。
过程当然没有那么简单，人口自由流动在短期内会造成城市病的加剧，同时造成乡镇空心化，短期内乡镇可能更加萧条。此时政府就要发挥作用了，对于城市病，前面已经说过，两个字——治理。对于乡镇而言，政府要加大投资，但不要再建设无效的产业园，而是向铁路、公路、电网等基础设施投入，向医疗、教育等福利性领域投入，帮助乡镇造血，提高乡镇福利水平，直到城乡达到生活水平的基本均等。
到那时，大城市将以它的活力、便捷、多元吸引绝大多数人口，而乡镇将以它的美丽、悠闲、静谧留住一小部分人口，但不管你生活在祖国大地的哪一个角落，都将过着富足而幸福的生活。这是一个梦想吗？不，这是一个趋势。
很期待2020年后的城市化规划，我相信会有不同，这里涉及到很多近期政策的变化，说起来就太啰嗦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的改革，这是人口自由流动的关键。
如果相信大国大城的趋势，我们可以对未来做一些预测：一线城市将长期保持强势地位，而且会向都市圈发展——京津冀一体化、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这三个都市圈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区域性中心城市崛起，成为超级大都市和广大乡镇地区的产业中继站，可能扮演这个角色的是重庆、成都、郑州、合肥、西安、武汉；中西部广大乡镇地区应当在农业、旅游、资源产业化上寻找机会，在科技赋能之下，这些领域将展现出极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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