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我就不去了

        不知道该如何而开始我的故事，只是能感觉到阴山后的羊群在一声一声地呼唤我的名字，一声一声随着从西北刮来的风将只字片语挂在我窗前的柳条上。初春时节，细细的雨丝织成的门帘从灰色的屋檐上垂下，把尖嘴的乌鸦隔在门外，一只浑身漆黑的猫慵懒的趴在门前的台阶上，透过一点点积水，欣赏着自己墨绿色的眼睛。细瞧我居住的这个院子，苏浙式的格局摆在了济南的地界，样子多了一份庄重和硬朗，朱红的立柱撑着乳白色的墙，乱石堆成的假山正对着大门，大片翠绿的草地中间几条黑白相间的鹅卵石铺成的小路有序的交叠着，四周点缀着各种不知名的野花。

        清晨，一阵摇铃声打碎了台前黑猫的梦，我从床上爬起，慌慌张张地穿上衣服跑了出去，我清楚地感觉到这铃声带有某种隐晦的寒气，在一定程度上说又是温暖的，恰似她，已不生活在一起的她，莉莉娅。莉莉娅，我确实不愿叫出她的名字，因为相隔太远了，只是记得曾经在山脚下的那所初级中学里，我、莉莉娅，当时还有贝拉一起坐在法桐下的水泥台子上，说着那个年纪才能有的故事，如此动情，如此忘我，仿佛宇宙化为灰烬，只剩下你我的喜悦逍遥于天地。

        太多的故事如今想来都交错着，零星地记着竟也分不出真假。那是有一条铁路横穿过济南，为了方便修了一条宽大的桥立在上面，这桥是儿时放学的必经之路。我，莉莉娅，还有我的发小佐薇，从初中回来，并排骑着自行车，说着仅属于那一天的新鲜事。我和佐薇从小就认识，启蒙教育的时候她跟着我隔壁的先生上课，或许因为都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并且附近的人家也没有其他同龄的人，一来二去也就熟了。我几乎知道佐薇发生的所有的事，同样佐薇也深知于我，初中的时候我们两个便同班了。记得有一天我去佐薇家里，和她一起坐在门廊朱红隔椅上，她不自觉的谈起学校里的范先生。不知道还在看这个故事的人是否在求学的时候遇到过这样的老师，胸无大志却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态势，他不懂什么是平等，也不懂什么是尊重，他根据自己的意志将所有的学生分成三六九等，并以取乐和打击他们作为自己的乐趣。范先生便是这样的人，但也很难找到一个贬义的词来确切的形容他。可笑的是，这样的老师周围总是围绕着一两个所谓的好学生，这种好学生跟成绩无关，他们与老师相互依存，就像苍蝇趴在某一种东西上，自得其乐。学校每年都张榜公布这一学期的优秀学生，我和莉莉娅每次都凑上去瞧瞧，笑着脱口而出“傻逼一群”然后扬长而去。现在想来，不免有些幼稚。那些人的名字已经记不清楚了，只是替他们觉得有些可惜，小时便没有做过自己的人怎么能够知道自己为谁呢。说着听着，佐薇满腹委屈，范先生用尽全力想把她赶到另一所位于城市边陲的学校去，好从中抽取某一部分的蝇头小利。我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想着自己在学校也不过是一个人单独坐在最前排的角上，习惯性的望着窗外青了又黄的梧桐叶子，用自己另一份叛逆和倔强跟这世道对抗，因为不一样，所以总要承担不必要的讥讽和嘲笑，然而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真正的反叛还在后面的日子，只是年少时这种性格便已出露端倪。我实在想不清楚范先生曾经经历过什么才会做出如此下作的事，看着眼前的佐薇，我一句话也说不出。第二天我看见她没有缘由的就被罚站在教室的墙角，无力叹息这里竟是如此摸样。贝拉坐在我的后面，我扭过头来跟她聊天，莉莉娅跑过来问我们要不要放学后一起去经纬街的铺子喝荷叶粥，我们欣然答应了。经纬街位于济南市中心的位置，左侧长长一条贩卖百货的地方，右侧则是各种小吃和饮品。第三家铺子是我，贝拉，还有莉莉娅最常光顾的地方，从铺里取了甜点和粥品，随便找个没人的角落一坐便是一下午。童年的时候不知道什么事无聊，平凡的琐事都是生活中醉人的调剂，我们三个不厌其烦地谈论着文学、衣着和美食，当然还有情窦初开时的乐声。莉莉娅爱上一个人，只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人在莉莉娅心里会住十几年。这种初出的力量仅可能发生在那个年纪，以那样的心态才能迸发出那样的热烈。莉莉娅说着那个人，平静，没有涟漪。我一时搞不清楚这究竟是爱的炽烈还是赌气，又或者是青春反叛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后来我才知道莉莉娅念了那个男生一遍又一遍，即使是在分开之后······爱一个人跟事件又有什么关系呢，写给你的信被你扔掉，而我却傻傻地想着你翻开时的样子，从容又美好，这一切只是因为······

        摇铃声阵阵，我推开门，看见一位俄国的老大叔驾着欧式马车停在我家门口，硕大镂空的轮子恰巧卡在两块青褐色地砖的间隙，他递给我一瓶牛奶和一封信，信是从彼得堡寄来的，信封右角写了一大堆我看不懂得西里尔字母，寄信人栏用方块字写着莉莉娅。三年前莉莉娅决定去俄国读大学，我搞不懂她为什么如此选择，可想来当时的情境也不允她有别的更好的去处。她临走的时候嘱咐我不要去火车站送她，我明白其中的原因便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希望她能在那边照顾好自己。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分别的开始，从她离开济南的瞬间，我们只能借助其他的媒介来完成沟通的形式，不过好在千万人都与我们一样，熟悉着分别，分别着陌生，陌生着熟悉。这是一种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存在于我和莉莉娅之间，存在于两个陌生的城市，这种不确定感与几年前不一样，几年前我们只是从同一所初中去往不同的高中，但他们在一座城里，在一座城的两端一辆简易的自行车便能将我们连起，在严冬我还能看见她鼻下呼出的白气。而这一次，她去了异邦他乡，认识一堆金发碧眼的人，嘴里说着我们再不能流利沟通的语言。莉莉娅走后，我一次都没回过山脚下的初级中学，我想对我而言，莉莉娅，贝拉，佐薇，还有其他一些可爱的人是那里的全部，如今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了。前两天我独自一人去逛了逛经纬街，依旧是车水马龙，只是我们熟悉的第三家铺子早已换了主人。路上我碰见了佩吉和赫尔嘉。佩吉是我读高中时的同桌，总是一惊一乍的。虽然我能猜到她做过一些事，但世人皆痴倒也无伤大雅。晚自习的时候，堕落的人总是堕落的疯狂，并起桌子，摊开从街角买来的杂志，说着各种道听途说的故事，真相已经不重要了，一天一天的过去也让人觉得开心。赫尔嘉坐在我俩的旁边，被一条过道隔着，三个人几乎填充了所有空闲的时光。我跟佩吉和赫尔嘉问好后，便商量着一起去吃午餐。餐厅选在一家日式料理店，想来毕业之后也是许久未见，等在上菜的间隙，赫尔嘉聊起她在武汉的日子，而佩吉也讲着她为将来去欧洲留学做的种种准备。总之，认识的人都有属于他们个人的最好的结果。至于我，若是提早知道将来面对的是如此境地说什么也不会向前一步。

        我拆开莉莉娅的信，看到熟悉的字体和新鲜的故事，感到一阵欣喜。信件是一种期盼和慰藉，遥远的年代里，伊人靠着门栏张望，希求驾着马车的铜铃能够传来千里之外的音信，或是幸福，或是悲伤，在什么都由不得自己的时空里，一字一句都单单是我希望你知道的一切。没有收过信的人不免有些可惜，因为他们无法得知一个人斟酌之后抵牾的心情，也无法感觉到第一次提笔时的欣喜与勇气，还有紧张和焦虑。见字如晤，在黑白之中你再见我，究竟会是何种模样。我深刻地记着有次给人写信的时候，洋洋三页纸塞进长形牛皮信封里，用乳白色的黏稠物粘合，忐忑地踩着石板路跑到西尾街口，买了一本硕大的画册——台湾的画家，高中的时候一个当时特别要好的朋友推荐给我，她有的是五册一盒的小开本，自习课上瞒着老师，抽出一册压在写满洋文的课本下看的津津有味——把信小心翼翼地夹在里面，而后快速地跑去邮局，一字一划的仔细写下我从未去过的地址，又不忘嘱咐一下邮递员请尽快寄出，我看着邮递员把画册封上纸袋拿进寄送室之后，才肯嘴里嘟囔着离开。

        邮局是个热闹的地方，尤其是这个位于经十三路拐角处的邮局，德国人以巴洛克式的风格建成，虽然也已历经风雨，多少有些破败，但每天都有生活在这座城里的人从各个角落纷至沓来，这里是城市的窗口，也是联通外界的大门。土黄色的墙，门额上有一块横向的墨绿色牌匾，上面用白漆喷上德文字样的邮局，门口左侧写着竖向的中文“邮局”二字，仿佛还挣扎地提醒这是中国的领土。太原有一个和这里一模一样的邮局，邮局口我曾认识过一个人，那个我给他寄信的人，太多的波澜和曲折我其实无从提起，只是我单单记着我们分开的那一刻。在这个熟悉的邮局旁，我收到了米勒的信。

        上帝只顾看笑话。米勒是苏州人，来济南求学。第一次见他是在高中组织的唱诗班里，他规矩地将纯白衬衫缓缓地塞进黑色的西裤里，样子极为谦和，仿若从凡尔赛出游的贵绅。我和米勒算是一见如故，具体的事情其实很难叙述，原先我以为我与他是纯粹没有杂质的，可是与所有的关系一样，我们也在现实的喜乐、忘我、同情、伤害与虚无的巨大编制网中徘徊碰撞。我想很多人心里都会有这样一个人吧，算得上是挚友。我拆开米勒的信，想着自毕业之后我们也有三年不曾联系，信上写着他失恋了，两天之前，他寄信的那一天。我站在太原的街上，四处人来人往，看着信封上的地址——济南，这对我是一个充满灵味的地方。高中之后，我坐上了开往太原的火车。在济南的火车站，莉莉娅去了彼得堡，佐薇和她高中时期的男友一起去了青岛，开始了短暂的只属于他们两个人的生活，米勒还是留在这里，贝拉也是，秋也是。

        我和贝拉读了两所不同的高中，时间长了，联系的也不再频繁，偶尔想起她可爱的样子还是觉得开心。她和莉莉娅和送给我的咖啡杯子至今还摆在我书柜的第二层，精巧的包装我至今也不忍拆开。杯子上画着颗颗星星甚是好看，像极了高中学校后院的夜空。我曾就读的高中算是城里数一数二清净的地方，后院门外有一块不大的草地，四五月份的时候总有人愿意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躺在上面乘凉。许多个晚自习后，我和秋经常溜到这里偷闲。我自在的“大”字样躺在地上，秋坐在我旁边，然后取一个矫情至极的借口叫做看星星，少许时间，连灵魂都松弛了下来。我常常念给秋我最新写成的东西，她总是吐吐舌头嘲笑我一番，我也毫不在乎，草香四溢，甚是美好。我曾问过她毕业之后要去哪里，她说日本，我没多讲，想起她曾经说起一个《金阁寺》——三岛由纪夫，死的如此之美，一把长长的日本佩剑竖着插进腹部，然后由他最亲近的部下砍下头颅。死后，他的挚友川端康成以为三岛因自己而死，几日之后便随他去了，恰如伯牙摔琴而走，以来来诠释友情的价值——也就明白了。我与米勒，炽烈而决绝；我与秋，动情而冷漠，没有褒贬，没有分隔，他们两人是我高中时期的大部，几字几言，承载不了。

        而此时此刻，我拿着莉莉娅写个我的信，坐在木质门廊旁的长椅上看了起来。她说生活是艰难的。生活总是艰难的，许久不见我竟想不起她柔软的灵魂，想不起这灵魂在聚光灯下起舞的样子，信里的她抱怨着在彼得堡的一切，现在正值暑期，莉莉娅给我寄信的时候该是还没放假，不过六七月的俄国应是最舒服的时候，仿法的街道，莉莉娅从电车上下来走向一所中文学校，她现在在这里教书。学生是一群八九岁的俄国小孩，金发碧眼的样子，嘴里吱吱呀呀地念着中国话，甚是可爱。我在信里察觉出莉莉娅教书时的心情，美好而无聊。她说这样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生活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我看完她的信，觉得与我在太原的生活大同小异，生活在一个看不清楚范围却又实在有边有界的圈子里，像是唐朝长安皇宫前的石狮子，仰着头，瞪着眼睛，一动不动。我折起莉莉娅的信，想要把它放在书柜的抽屉里保存起来，而当我拉开抽屉的那一刻，一个信封掉了出来，我捡起看里看上面的字，然后······

        我承认我多少是个冷漠的人，高中上课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总和瓦西里一起放学回家，模糊地记得说过许多许多不切实际的话，因为这我总惹得他哭笑不得。瓦西里是个特别可爱的人，也是我在那个年纪少有的待在一起会觉得自在的人，毕业之后他去了北京，但那是我与他都不知道将来会走向哪一条路。有一天我和瓦西里一起走，回家的路上我看见了佐薇，她依旧是她原来的样子，单纯而美好，佐薇和我去了不同的学校，但从未断了联系。我道别瓦西里后跑向佐薇。高中课业太紧，确实许久未见。我和佐薇去了离得最近的咖啡馆，准备利用晌午的一点点时间来好好聊聊天。佐薇兴奋地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男孩的照片，指着他说自己现在是有多开心。看着眼前的佐薇，我完全不能想到后来的抱怨和嫌弃是同一个人在同样的情境下说出来的，不过这种感觉我在稍长的年纪也感受的真真切切。

        说的太多了，仿佛也应该结束了。一个月之后，我独自一人搭乘火车去了呼伦贝尔，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来这，只是觉得有什么东西催促着我。火车上我拿出了那封偶然从书柜上掉出来的信，信是我的老师写给我的，他曾亲手教我拿起木棕色的提琴，站在上海的街头，悠扬而美妙。他写信给我让我不要忘了曾经要坚持的东西，他喊我回去十里洋场。信已经好久了，但我始终没有回他，我着实应该不知道要回他什么，毕竟曾经的一切都已成云烟。

        下了火车，走进一望无际的草原，像是当年在高中的后院一样，我仿佛看见了秋，看见她和我在东京的一家居酒屋里斟了杯清酒，门外湛蓝的鱼旗随风摇曳。我从背包里拿出纸笔，想好了给老师的回信，慢慢地在信纸的正中写了一行字：

        “上海我就不去了”。

                                                                                                                                                                                                                                                                                                                                201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