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是天道，理是人理，把道与理合在一起，本身就没有道理。可见庄子的“道理”与老子的“道”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和孔子的“理”也有很明显的差异。孔子的“理”讲人与人如何依存，说的是社会关系；庄子的“道理”讲个人如何生存，平衡的是人际关系。
庄子是战国中期人，比老子晚两百年左右。战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动荡的时代，杀伐攻略不断，完全失去了春秋吋代的诗意与温情，人际关系空前紧张，生存环境急剧恶化。这个时期人所想的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活下去。
“道理”就是人在人群中如何生存。从此，人们不求“道”，也很少说“理”，而是堂而皇之讲起“道理”来，这一讲就是两千余年。
可以看出“道理”的出发点是个人的生存，目的是个人的利益，道理的存在不过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的交换与平衡，是生存挤压的产物。
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讲道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信道理，道理之所以成为人们的生存方略，因为不讲不信道理，人就活不下去，这就是“道理”的道理，千百年来永恒如此。
人这个东西，嘴上讲的是大道理，心里谋的是小道理，脚下行的是歪道理，富贵豪强的人可以对贫贱羸弱的人丝毫不讲道理。
直白地说：道理不过是人在某时某个场景下为了生活而自圆其说的一段论述，为的是利益的争夺、交换与妥协。
单就生存来讲，“道理”一词的运用和对道理本身的解释权限，中国人大体上是遵循丛林法则的。道理通常是上对下、强对弱、富对贫、贵对贱来讲的，讲道理的双方通常有一方是无奈与妥协的。
道理的底层常常潜藏着一种无道理，不过是生存逻辑的外在合理表现罢了。对别人讲道理时，摸摸自己的良心；听别人讲道理时，掐掐自己的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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