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二十年来,曾有两个人向我讲过自己出家的念头。
第一个人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那天我写作文犯上作乱,老师找我到教室外面谈话,就着我作文的内容,她谈我,又接着谈起了自己。老太太的话,我深有同感,且惊讶于我竟与她抱有同样的念头,但显然“无牵无挂”离我还很远,也许有四五十年。
后来就不同了。再听人说起这个念头时,我大喜过望,紧接着意识到似乎哪里不对。我打趣道:“那我去做和尚,把寺庙建在尼姑庵对面。”
其实还有一句“嫁给我吧,我争取早死两年”,想了想,没敢说。
那时候我们常常一起喝酒,也常常像喝醉了酒一样说胡话。
我喜欢喝酒,但喝什么酒,同谁喝,在哪里喝都无所谓,醉醺醺的,就很快乐。逢着了合适的人,便喝了许多的酒,也说了许多的话。有一年学校放了假,我们一行人去喝酒,大伙痛快饮尽,大字躺在操场上睡了一夜。睡前我自诩清醒,实则昏昏地同他们说了许多的话,我同他们讲李白的事(或者也说曹植或其他人罢),又念李白的诗。
其实我酒品很好,喝得愈多,便愈能冷静。说过的什么话都经过了掂量,我也都清楚记得。但喝得多了,难保不会表露出真性情,即使是醉眼朦胧里,也觉得对面的人不值得交游,于是又各自散去,大家都当无事发生。
我开始觉得这是件无聊的事,就不再找人去喝酒。后来我婉拒了很多人的邀请,他们也都并不勉强,我这个人大家都了解,一两杯酒的事,真的能翻脸。
很久以后的一个夜里,导员要带我去喝酒,他大概说的是“请”,我不好推脱。我同他喝了很多的酒,导员向我讲起他年轻时的事,我默默听了,照例说不出话来。
后来我主动去付了账。付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五十年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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