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目前的困境，也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线索。走出1997年开始的通货紧缩，仰仗于三件事情：一是住房制度改革，挖掘出一块巨大的市场需求；二是加入WTO打开了巨大的国际市场；三是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抗经济下行，逐步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逐步解决大规模坏账、银行惜贷等问题。
在这些效果直接看得见的措施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可能也是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这是一个基础性的改革，影响不可估量。一方面，国企改制大幅改善了全社会的企业微观运行机制，为未来竞争更加激烈的局面打开了一扇门。另一方面，国企改制释放了大量的国企职工，这些富有工业经验的劳动力，在进入市场以后，贡献出了更大的生产力。不破不立，国企改制的作用，虽然未必直接看得见，但是其深远影响可能大大超过了看得见的、作用更直接的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入WTO。
首先看住房。住房改革已经10多年了，现在的问题，不是开启住房需求，而是过剩的投资需求已经造成了严重的房价过高，内需不能再靠房地产了。房地产是否有泡沫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关于高房价的副作用，笔者在这里也没有空间展开详述，只想指出两点：一是全社会如此之多的资源进入房地产进行投机，已经是明显资源错配和浪费，对增长潜力的伤害是不容忽视的；二是高房价提高了城市的生活和生产成本，阻碍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其次看外需。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因而13亿基础教育良好、勤劳肯干、渴望致富的劳动力大军一下子与全世界发育良好的大市场融合，彻底改变了这个星球的经济版图。借用周其仁的形象比喻，这是落差巨大的两个海平面的对接，结果就是世界对中国制造的巨大需求，强大的外需成为走出1997年的通货紧缩的另一个强大的推力。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欧洲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美国经济二次探底，欧美经济甚至可能陷入长期低迷，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迅速下行。看来，外需能够维持就不错，大幅增长是很难的了。
最后看财政、货币政策。在通胀压力依然显著的情况下，积极的政策缺乏空间，但是随着通胀压力逐渐消退，财政、货币政策已经开始转向。具体表现是，一些大项目已经获批，一些减税措施已经在酝酿或实施，央行已经两次降息，并开始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宏观政策的时机，政策组合的细节，是永远值得钻研和商榷的问题，但是政策转向的确已经实实在在地开始了。
然而，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对抗经济下行的一般对策，可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缓解经济下行压力。此外，还需要一些重要的突破口与之呼应。在1997—2002年的通货紧缩中，倘若没有住房改革和加入WTO这两大推力，仅仅靠财政货币政策中国经济是很难走出来的，至少要经历更长的时间。这两大改革带来的强大需求，不仅把中国经济带出了通货紧缩，还带来了其后近10年的高速增长，帮助消化解决了诸如银行坏账等诸多问题。在增长中消化、解决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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