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于一国

大学之于一国

西南联大清华校长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他在《中国的大学》一书中这样定义什么是大学：“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

提出此话并非刻意针对当下热点，这是想强调大学自由之风气，独立之品质不是来自政策规划，口头呼吿，而是来自于学院之人本身。

西南联大的教授无疑都是可爱的名士。冯友兰教授那时留着长须穿着长袍，很是仙风道骨。金岳霖在学校里碰见他便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冯友兰捋着须子说：“到天地境界了。”两人便相笑而去。对话之中便可窥寻到联大的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精神。

个人最觉得好笑的是刘文典教授。刘文典是讲庄子的，他曾自得地说世界上了解庄子的只要两个，一个是庄子，一个是他。他恃才傲物，狂妄不可一世，对沈从文也是不屑一顾。记得那时陈寅恪教授体弱多病，在一次防空警报中刘连忙让学生去搀扶陈逃走，嘴里大喊着“保护国粹！保护国粹！”随后他看见他一直视为乡下人的沈从文也在跑，便大骂道：“你跑什么跑？我是为了庄子跑，你跑什么？”

刘文典狂人狂语，为人也

更是禀直不阿，“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说的也是他。

此外还有吴宓教授，陈毓准教授，张奚若教授等等等等。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个性鲜明，其品格秉性在后世寥寥文字中俨然彰显。

有人问过沈从文：抗战时条件那么苦，但为什么联大八年培养出的人才，却超过了战前北大、清华、南开30年人才的总和？沈从文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是的，西南联大的精神核心在于自由。当时的校长是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人，梅贻琦管校务。梅看似甩手掌柜，主张的是无为而治。教授被赋予了极大的权利，因为不是因为有了大学才有教授，而是有了教授才有大学。对于教授流动管理的宽松使得教授跳槽十分容易，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顾而教授可谓是一校之瑰宝，对于上面不合理的规章条例都可以据理力争。那时国民党想要在联大插一脚，教授们却不买帐。

如果人被赋予自由的同时也赋予权利，这无疑是危险的。观当下社会，纵使不自由，在阴暗处仍有不堪入目的龌龊勾当。而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却能坚守贞操，其中时代气质十分重要。

抗战时期条件艰苦，但是艰苦却让人心无旁鹜，潜心学术。联大教授们对于学术精神的追寻是现在人无可比拟的。郑永年说过中国历代是“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争智于孤”。这里，“争名于朝”是对于政治人物来说的，“争利于市”是对商人来说的，而“争智于孤”则是对知识人来说的。今天的知识悲歌的根源就在于现代知识人已经失去了“争智于孤”的局面，而纷纷加入了“争名于朝”或者“争利于市”，有些知识人甚至更为嚣张，要名利双收。

知识分子如果投身于名利当中，知识无疑已经只是一种点缀。叔本华在《论名声》中详述了立德立言的关系，他完全忽略了立名立权，因为那个时代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认识人”。当纯粹的目的被贪欲干扰，人本身也就不纯粹了。

前段时间有位大学教授辞职，辞呈上了热搜，因为她意识到现在的大学已非大学，而是衙门。清北尚要依赖国家政府，何来独立之大学？鲁迅说痛苦是醒了却无路可走，想来那位教授也是如此。

当大学校庆以请到富豪为荣，当现代已再难出钱学森之类的大师时，这个国家的知识已经到了穷途末路知识被金钱贩卖，学术已无尊严。

郑永年还有一段话：“近来自上到下都在呼吁知识的创造、创新。为此，国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财经资源，培养重点大学，建设新型智库，吸引顶级人才等。但现实情况极其糟糕，因为国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场越大；名利场越大，知识人越是腐败。

有了以追求知识的知识人之后，这些制度就自然会产生和发展；而在缺少知识人的情况下，最好的大学和书院也只是一个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识人自愿堕落的情况下，这类居所越好，知识越遭羞辱。”

我原以为已不会更糟糕了，没想到争利于市已经不再可怕了，因为还有更可怕的。

一时想起北电事件。

精神层面已经丧失，道德层次岌岌可危。一校之教授不比屠狗辈，毒害学生，道德沦丧。一校之领导苦苦相护，保全教授，威胁学生。这个时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馋人高张，贤士无名。再看梅贻琦的话：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

一国之重点学府如此，一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