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蒂克.平克

看了一些小说，发现其实小说用语言描写出与普通人不同的世界，也就是稀奇的东西才有市场，不同的人，不同的金手指，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不一样才更好。

在人类自然进化的过程中，语言堪称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当然，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也能够出色地解决问题、制造工具。

没有看懂为什么认知科学联系到如此多的学科

语言并不是文化的产物，语言能力的获得不同于一般的学习模式（如学习辨认时钟或了解美国联邦政府的运作模式）。相反，语言是人类大脑组织中的一个独特构件。一个人在儿童时期就能掌握语言这门复杂精专的技能，不用刻意学习，也无须正规教导。人们可以自如地运用语言，而不必了解其背后的逻辑和原理，而且每个人的水平都大致相当，没有质的区别，这显然有别于其他一些常见的信息处理或智能操作的能力。

将语言视为一种本能，颠覆了人们对语言的普遍看法，特别是在人文社科领域，这种普遍看法被视为一种正统观念而代代相传。但是，语言就和直立行走一样，并非文化的产物。

如果这样说的话，那么语言是一种一手知识，而书籍分语言为语音学，语义学，就称为较为官方的三手知识，而实际上，我们要把三手知识转化为一手知识，就能开始一手训练。

大脑一定拥有一套指令或程序，可以用有限的词语制造出无限的句子。我们可以将这个程序称为“心理语法”（mental grammar），它与我们平常所说的教学语法或文体语法不是一回事，那些语法仅仅是用来规范遣词造句的。第二个事实是，无须正规的指导，儿童就能迅速发展出这套复杂精密的语法，并能准确合理地理解他们从未见过的陌生句式。因此乔姆斯基认为，儿童必然拥有某种先天机制，它符合世界上所有语言的语法原则，这就是所谓的“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它能够帮助儿童从父母的言语中悟出句法模式。

大脑，是语言产生的生物学基础。

人们一方面对埋藏于语言之下的隐型发动机视而不见，一方面却斤斤计较于语言的外部包装和样式搭配。

“人类创造语言用于诉说他们内心的不满。”所谓的普遍语法，也许只不过反映了人类普遍经历的生存状况，以及在信息加工上的普遍局限。

问题的答案源自语言的基本设计。虽然所有的句子都是以字串的形式出现的，但我们用以分析语法的心理算法却并非根据单词的线型排列来处理语句，诸如“第一个字”“第二个字”之类。相反，心理算法是将单词组合成短语，再将短语组合成更大的短语，然后给每个短语贴上一个心理标签，比如说“主语名词短语”或“动词短语”。而构成问句的真正规则并不是从左到右找出第一个出现的助动词，而是寻找位于“主语短语”之后的助动词。在上面的例句中，主语短语包含了整个字串“a unicorn that is eating a flower”，它们作为一个单位出现在句子中。因此，藏身其间的第一个“is”显然与问句的构成规则无关。而紧接着这个主语名词短语之后的第二个“is”则是移动的对象：

心语，才是思维的语言。

许多从事创作的人都强调，当灵感爆发时，他们的思维不再依靠语言，而是表现为一幅幅“心象”（mental image）。

他们的创作并非始于有关人物或情节的具体概念，而是始于脑海中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面，正是这些画面决定了他们的遣词造句。

许多实验也证实，视觉思维的工具不是语言，而是一套心理图形系统，它可以对图形进行旋转、缩放、平移、扫描、替换、填充等一系列操作。

所谓的推理，就是从已知的判断中推导出新的结论。

像大脑这样的物质实体是如何完成这一智力表演的呢？一个首要的概念就是表征（representation），即客观事物的组成部分和排列方式与大脑中的某组观念或事实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

大脑的处理器可以是一个由其他神经元构成的网络，它们负责向这三组神经元输送信息，并通过特定的连接方式将某一组神经元的放电模式复制到其他组的神经元中。例如，如果第三组的第8神经元开始放电，神经网络处理器也将激活位于大脑其他区域的第四组的第8神经元。以上整个过程也可以用硅片来实现，但无论是图灵机、大脑还是硅片，它们的工作原理都是一致的。处理器中的各个部件以特定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以便对表征进行感应和复制，并产生新的表征，从而模拟出推理过程。成千上万个表征符号，再加上一台足够精密的处理器（可以是不同类型的表征样式和处理装置），我们就能够制造出拥有智慧的大脑或计算机。如果在它上面添加一只眼睛，它就可以侦测外部世界的各种轮廓，并随之触发与其对应的各种表征。如果再添加一副肌肉，使它在被特定目标表征触发后能够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就造出了一个有行为能力的生物（或者再给它添加一台摄像机、一组杠杆和几个轮子，我们造出的就是一个机器人）

人们并不是依靠英语、汉语或者阿帕切语进行思考的，而是依靠思维语言。这种思维语言或许与世界上的所有语言都有类似之处，它想必也是用符号来表示概念，并通过符号之间的排列结构来对应“谁对谁做了什么”，类似那个“喷漆”的例子。但是，与任何给定的语言相比，“心语”既有更加丰富的一面，也有更加简单的一面。

也就是说，语言只是外在表现形式，其实东西或物品的表现形式是一样的，究其本质，心语，就是物品的运动状态，是图画，数据相应形式。

掌握一门语言其实就是懂得如何将心语翻译成一串串文字，或者将一串串文字翻译为心语。

语言的目的就是传递消息。

信息也就是有价值的东西，值得谈论的事件或数据，能够引起人的兴趣，能够与平常生活不一样，带有刺激性。

语言的奥秘并非一个，而是两个，它们与19世纪的两位欧洲学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一个是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提出的“符号的任意性”（the arbitrariness of the sign）原理，即声音与意义的匹配完全是约定俗成的结果。

语言本能的第二个奥秘是威廉·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所说的“有限域的无限应用”（makes infinite use of finite media），这也正是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先导。

在自然界中，语法的基本原则显得并不自然。语法是一个典型的“离散组合系统”（discrete combinatorial system），即一组数量有限的离散元素（这里指的是单词）通过抽样、组合和排列，创造出一个更大的结构（这里指的是句子），而这个结构在特性上与它的构成元素完全不同。

因此，语言的工作机制是：每个人的大脑中都包含了一部词典，它囊括了所有词语及其代表的概念，即“心理词典”（mental dictionary），此外还包含了一套遣词造句的规则，以便传达各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即“心理语法”（mental grammar）。

潜藏于人类语言之下的语法到底是如何组合文字的？

提供了一种最简单的解释：按序排列。

英文语句与英语字串的区别让我们明白了两个道理。第一，在学习语言的时候，人们学习的是如何将字词合理地排列，而不是机械地记住其前后顺序。人们是通过词性（如名词、动词等）的搭配原则来实现这一点的。换言之，我们之所以可以辨认出“colorless green ideas”这个短语，是因为它在形容词和名词的搭配上与“strapless black dresses”（无肩带的黑色裙子）这样的常见短语完全一致。第二，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的搭配并不是以首位相接的形式连成一串的，在句子的构建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整体蓝图或者框架，为每个单词设定了具体的安放位置。

这种短语结构的树状分支可以为整个句子的记忆和设计提供一个总体架构，这使得我们能够轻松地处理“if …then”“either …or”等嵌套式的长距离依存关系。你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短语规则，这个规则中包含一个完全相同的短语类型，例如：

S →either S or S

一个句子可以由单词“either”加上一个句子，再加上单词“or”，再加上另一个句子构成。

S →if S then S

一个句子可以由单词“if ”加上一个句子，再加上单词“then”，再加上另一个句子构成。

这些规则是在一个符号中嵌入一个与之相同的符号（此处是在一个句子中嵌入另一个句子）。这种巧妙的方法可以生成无穷无尽的结构，逻辑学家称之为“递归”（recursion）。

语言机制理论

短语结构是语言的构造材料

将单词组合成树形分支的短语又是怎样的呢？现代语言学的一个最有趣的发现是：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似乎都拥有相同的构造。

我们得出了通过词义来建构短语意义的第一条原则：短语的意义取决于中心语的意义。

其次，短语意义的建构还拥有第二条原则，它使得短语不但可以指涉世界上某个单一事物或者行为，还可以描述一组参与对象之间的特定关系及其所扮演的具体角色。

构成短语的第三种成分是一个或多个修饰语（modifier/adjunct）

如果一个短语同时包含一个扮演角色和一个修饰语，扮演角色必须比修饰语更接近中心语，修饰语绝不可以插入中心语和“扮演角色”之间，这是违反规则的做法，除非出现某种交叉分支

名词短语和动词短语存在许多共同点：（1）一个中心语，它决定了短语的名称和主要意思；（2）一些扮演角色，它与中心语一道，共同组成一个次级短语（N-杠或者V-杠）；（3）修饰语，它处于N-杠或者V-杠之外；（4）一个主语。无论是名词短语还是动词短语，它们内部的排列顺序都是一样的：一个名词总是位于它的“扮演角色”之前（如“the destruction of the hotel room”而非“the of the hotel room destruction”），一个动词也总是位于它的“扮演角色”之前（如“to destroy the hotel room”而非“to the hotel room destroy”），而修饰语则位于它们右侧，主语位于它们左侧。由此看来，这两种短语似乎有着相同的设计标准。

事实上，这种设计几乎无处不在。以介词短语“in the hotel”（在酒店里）为例，它的中心语是介词“in”，表示“范围之内”的意思，后面紧跟着一个“扮演角色”，点明究竟是哪个事物的“范围之内”，这里指的是一家酒店。形容词短语“in afraid of the wolf”（害怕狼）也是一样，形容词“afraid”（害怕）是中心语，它的后面跟着“扮演角色”，即害怕的对象。

我们或许只需要两个超级规则，就可以涵盖所有的语言结构。在这两个规则中，名词、动词、介词和形容词的区别被打破，统一用变量“X”来表示。由于短语的属性取决于它的中心语（“一个高大的人”说的就是某种类型的人），因此专门将中心语为名词的短语称作“名词短语”就显得过于繁琐，我们完全可以用“X短语”来代称，因为中心名词的名词性和它所包含的其他所有信息一样，都会上行至树形图的顶端，居高临下地决定整个短语的属性。

只要将名词、动词、形容词或介词代入X、Y和Z，你就获得了各类短语的实际结构规则，这种高度精简的短语结构模式被称为“X-杠理论”。

这种极具普遍性的短语构式甚至可以推广到其他语言。在英语中，短语中心语位于它的“扮演角色”之前。然而，世界上有不少语言却是颠倒过来的，不过这种颠倒是一种全盘颠倒，即所有类型的短语都一律如此。例如在日语中，动词位于它的宾语之后

一个X-杠由一个中心语X和任意数目的扮演角色构成，二者顺序不限。

要得出英语的规则，我们只须附加一个条件：X-杠的词序是“中心语在前”。而日语的附加条件就是“中心语在后”。同样，另一个超级规则（即涉及短语结构的规则）也可以去掉“从左到右”的词序限制，并通过添加“X-杠在前”或者“X-杠在后”的附加条件，来反映某个特定语言的特定词序。这种将不同语言区分开来的条件叫作“参数”（parameter）。

助动词属于典型的“功能词”（function word），它是一种与名词、动词、形容词等“实词”不同的词类。功能词包括冠词（“the”“a”“some”）、代词（“he”“she”）、领属标记“’s”、无义介词“of”、用以引入补足成分的“to”和“that”，以及“and”“or”等连词。功能词是一些小型的语法构件，用以将更大的短语装配成合适的名词短语、动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从而为句子的建构提供材料。因此，心智对待功能词的态度与实词不同。

功能词决定了一门语言的语法外观与风格。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些必需的短语实际上是存在的，只不过它们并没有出现在预期的位置。第一个句子是被动结构，扮演“所放之物”角色的名词短语“the car”并没有按照惯例充当宾语，而是出现在了主语的位置。第二个句子是特殊疑问句（即由“who”“what”“where”“when”和“why”领起的问句），“所放之物”的角色由“what”一词充当，出现在句首。在第三句中，“放置之处”的角色也出现在句首，而非像通常那样跟在宾语之后。

人们的认知结构与儿时的生活经验并没有直接对应的关系。一些语法规则在婴儿诞生之初就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之中，而正是这种天生的语言习得机制，使得孩子能够分辨出父母口中发出的各种声音，并理解其中的含义。对语法的剖析已经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头戏，因为它完美地证明了一点：心智的复杂并非是后天学习的结果；相反，后天的学习乃是源自心智的复杂。

通过构词法，人们就可以将词根扩展为词干，将词干扩展为词语，从而创造出千千万万的词语。符号与意义之间的关系深深地扎根于儿童的头脑中。我们的心智天生就是为了发现这个世界上所存在的各式各样的物体和运动，并用单词来一一标记它们

单词的学习过程也不仅仅是一种对他人行为的模仿。行为总是涉及特定的实施者和实施目的，这与单词并不一样

单词则恰恰相反，它就像一种通用货币。仅仅通过倾听他人言谈，

符号与意思之间的任意关系深深地扎根于儿童的头脑之中。

在我们的听觉中，语言由一连串各自独立的单词组合而成。

一棵在森林里倒下、虽无人听见但照样有声的树不同，人们无法听见的词界却是没有任何声音的。在语言的声波中，单词与单词的连接是无缝的。在书面中，单词与单词之间有空格隔开；然而在口语中，单词与单词之间却并没有空白。单词的疆界只不过是我们听到的某个声音与心理词典中的某个条目形成匹配关系时所产生的幻觉。这一点在我们倾听外语的时候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不可能分辨出一个单词在什么地方结束，下一个单词在什么地方开始。

理解语音的本质，我们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即考察一股气流是如何从腹部开始经由声道传播于口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