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深圳四十年》刚刚面世，笔者有幸作为为数不多深度阅读并早期接触此书的人，该书围绕家事这条主线，以朴实的文字，对自身家庭与身边人的际遇娓娓道来，为全书增加了人性的温度，也是作品的出彩之处。全书结尾引用总书记的新年致辞——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事实上，这句话无论对于个人、城市、区域还是国家，无论对于中国还是美国，都将永远不会过时。
再看看作者斯培森，按照书中的描述，作者从1985年随父迁居深圳，从小学到大学，从银行、券商到党政机关，大部分时光都在深圳度过，曾经长期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理论功底扎实著有长篇历史金融小说《金城往事》。
接触斯培森，从相识到相知，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这是一个初见显文绉绉，甚至有些望族公子味道的人，然而，随着岁月的沉淀，一个立体式的斯培森跃然纸上，即便没有他那一套自成体系的经济学理论，仅仅是他个人经历和学识，也足以成书成册。
在深圳长大的生活经历，让斯培森自己成为书中的主角，并对深圳人深圳事儿熟捻于胸；在从银行、券商到党政机关的历练，让斯培森对国家、对深圳的经济发展有理论基础和高度的触角；正因为上述两者的高度结合，才使得《我们深圳四十年》读后深感接地气的同时，对国家宏观经济有了深层次认识。
从经历上讲，书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很引人入胜。2004年，深圳发布公务员招考报名通知，彼时的斯培森，已是金融业的中层管理干部，但他却愿意舍弃此前一切荣誉和高薪，从头再来，参加考试并顺利通过笔试和面试，成为龙岗区一名普通的城管执法员。
要知道，在那时，金融行业与公务员的薪酬差距达到数倍至十倍，而工作环境则是高大上的写字楼与天天疲于一线执法的天壤之别。这一点上，斯培森对于这种落差感显得很坦诚，他在书中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赚钱从来不是我的人生取向，人到三十，当断则断。”
在斯培森的字典里面并没有后悔二字，而他每走一步，都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丰富自己的学问见识（是不是有种徐霞客的感觉？），从金融业到行政机关的转型，斯培森一直把它当成一件幸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的学识真正地落地生根，而通过在一线的实践与历练，才能验证自己学识的真伪，功名利禄过云烟，宠辱荣羞堕谷川。
在斯培森眼中，也许最大的功名就是向人民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胸藏百姓忧疾苦，心存苍生念蜜甜”说的便是此道理。
更值得敬佩的是，斯培森如今身在党政机关工作，在紧张忙碌的情况下，是怎样写出这样一部部长篇作品，这是需要时间去沉淀的，于是，当别人下班后忙于休息，陪伴斯培森的是一个个彻夜难眠的通宵；当别人利用周末和节假日举家出游时，陪伴斯的则是一部电脑和甘于奉献的家人。这一点上，斯培森坚持一个观点：“条件不具备恰恰是成事的一个必要条件！当条件都具备的时候，事件的价值往往归零，而更艰巨的任务又摆在了眼前。”
别样人生、别样见识，斯培森以其好学深思和社会实践，走过了求知若渴的几十年，梳理出一条从国家层面改革、理论界的探索与基层微观实践的逻辑链条，《我们深圳四十年》，不是关于深圳一城一池的方志，也不是书斋斗室里的纸上谈兵，作为相识的朋友，我为这本奇书的观点和处处讲事实的论证推导过程所深深震惊了。
在文章架构的搭建上，《我们深圳四十年》也有其创新之处，在每个章节的导读部分，作者巧妙地用当时乃至当年比较流行的一首歌曲来对章节的内容进行提炼，使得整本书读起来，除了有经济上可读之处外，还发现了“潮流”的意外惊喜。驾驭这一创意，除了离不开作者本身深厚文字功底、数据积累和理论基础外，还与在深圳这样的前沿城市从小到大读书，较早地接触港台文化有很大的关系。这一点上，很多人在写深圳这座城，却没有斯培森写得如此入汁入味。
当然，一本好书的形成，与家学等也有很深的渊源。书香门第的赞誉对斯培森来说，是与生俱来的光环。斯培森的祖父斯继唐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作为章太炎大弟子黄侃的门生，当年东渡后师从西村真次主攻人类学。斯培森的祖母张承慧则求学于东京帝国大学，专攻文学，师从有“日本的屠格涅夫”之称的佐藤春夫。可贵的是，二位先人于抗战前夕毅然归国，运用所学为中国抗战服务。也许斯培森能够用实际行动砥砺学识，也是受到先辈事迹的感召吧！
有志者事竟成！愿天下莘莘学子不忘初心，砥砺向前！（周伟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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