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前179一前104)，广川(今河北景县董故庄)年轻时就研读《公羊春秋》，后来成为“公羊学”的大人，师，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对儒家学说的发展起过很大作用。
在汉景帝时，董仲舒任博。汉武帝于建元元年(前140)下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贤良对策中，主张“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凡是“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绝其道，勿使并进”，从矣”。这就是历史上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主张，在我国思想发展史上起了一大转折的作用。在此之前，儒学的 地位并不高，在秦始皇统治时期，还遭到禁止，其经典被付之一炬。西汉王朝建立后，虽然没有禁止儒学，可是居于正统地位的则是黄老学说。到了汉武帝时，需要抑制诸侯王和豪强大姓等地方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儒家学说适合于这一需要，于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主张，罢去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文学之士。从此，儒学走上了正统地位，一直延续二千年，对我国政治思想的影响是很大的。
对策后，汉武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易王刘非的丞相。刘非是汉武帝的兄长，素来骄横。董仲舒教之以礼仪，受到刘非的敬重。后来，董仲舒改任胶西于王刘端的丞相。刘端也是汉武帝的兄长，比刘非更凶残。虽然刘端对董仲舒比较尊重，但董仲舒为避免获罪，不久就托病辞职。此后，董仲舒专心“修学著书”，朝廷遇重大问题，往往派使者到他家询问。太初元年(前104)，董仲舒病死于家中。
董仲舒的著作，据《汉书》本传记载有一百二十三篇，但传世的只有八十二篇，由后人编成《春秋繁露》一书。该书和《汉书》中所载董仲舒的言论，反映了他的政治和哲学思想。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大--统”，他认为《春秋》就是一部讲大一统的书。董仲舒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着眼点在于谋求思想上的趋于一致，和政治上的统一。
董仲舒在政治上的另一个主张就是“更化”。这是他总结秦王朝迅速覆灭的历史教训提出来的。他说:秦行商鞅之法，准许民间买卖土地,于是富家土地联成一片,而贫民“无立锥之地”，只得向富家租田耕种，要以收成的一半缴租。结果，终年辛.勤劳动，只落得穿牛马之衣，吃犬猪之食。再加上贪官暴吏的勒索和严刑酷法的迫害，贫民百姓没有别法，只得逃亡山林，或者起来造反，从而导致了秦王朝的灭亡。为此，董仲舒认为汉王朝应当吸取秦亡的教训，在政治上进行更化。所谓更化，就是在政治上对农民作一点让步和进行一点改革。它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限制豪富占田过多，以堵塞兼并之路;盐铁之利允许老百姓经营，政府不要独占;释放奴婢，禁止擅杀奴婢的行为;减轻赋税，节省潘役。
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最突出的是“天人感应”说。所谓天人感应，就是把自然界的天，说成是有人格、有意志、主宰一切的实体，无论是日月运行、寒暑交替等自 然现象和国家治乱、朝廷兴衰等社会现象，无一不是天意的表现。这样，董仲舒就把自然界的天打扮成至高无上的神了。他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而天的意志，即所谓“天意”，又是通过帝王来实现的。他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这样，他就把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打扮成是代表“天意”的神圣统治，皇帝的权力是“天神”授予的，而且是永恒不衰的，老百姓只有服从的义务，没有丝毫反抗的权利。很明显，“君权神授”说是为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服务的，是为“大一统”的政治服务的，它是“天人感应”说的核心。
董仲舒也提出了“灾异”说，这是“天人感应”说的补充。他企图以此对君权稍加一点限制。他把《春秋》上所记载的日蚀、月蚀、山崩、水旱等自然现象同历史事件联系起来，从而把“灾异”说成是上天有意作出的警告，是“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的表现。皇帝遇到这种“灾异”，就要检点自己的行为，改过自新，免遭天罚。“灾异”说当然是唯心主义的说教。可是，在封建社会里，批评皇帝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所以，制造这种“灾异”说，利用天来批评皇帝的过错，客观上对君权起了一点限制作用。
董仲舒还提出了一套叫做“三纲”的封建道德观。“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加上仁、义、礼、智、信的“五常”，成为我国封建道德观念的主要内容。“兰”的道德观对 后 世 响远，起了维护封建秩序、束缚人们思想的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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