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知青朋友

                    我的两个知青朋友

                            谭新玲

      1971年秋，我们河北公社程家塬生产小队来了8名西安知青，他们都是十七八岁的高中毕业生，我当时跟他们年龄相仿，因为父亲是生产队长的缘故，跟知青们接触的机会自然更多些。他们不仅是我青年时期的玩伴和榜样，更是我相伴一生的朋友和亲人。其中有两位知青，一个叫徐苑苑，一个叫胡小平，他们与我结下了兄弟姐妹般的情谊。

    先说好姐姐徐苑苑。

    女知青徐苑苑性格泼辣，办事干脆利索，说话就像敲抱鼓一样叮铃当啷，有板有眼。但他也有温柔的一面，对每个人的事她都很热心帮助。在这8名知青中颇有大姐风范。

    这群知青刚来队上时大都缺少独立生活能力，解决一日三餐成了最让他们头疼的问题。在地里辛苦劳动一天，已经精疲力尽了，回到知青大院却是冰锅冷灶，他们要带着疲惫的身子下厨房，知青们你瞅我，我瞅你，谁也不愿意先去下这个手。这时候徐苑苑就一声不肯地进了灶房，择菜，和面，生火······夏天是这样，冬天也是这样，一年四季她都是如此，大家吃着她做的可口饭菜，都把她戏称知青大灶的“火头军”。

    那时知青大院环境简陋，卫生条件很差，跳蚤虱子咬得知青们浑身起疙瘩，满胳膊满腿都是抓搔破的伤痕，被子被血迹污染得不像样子，知青们为此个个愁眉不展。为了让大家免受这些痛苦，徐苑苑带领大伙晒洗被褥，给房子的地面上喷洒石灰，还买回“六、六、六”药粉撒在炕席下面，知青们才能睡个安稳觉了。

    徐苑苑来陇县时间不长就学会了说地道的陇县话，跟社员们打交道总是语气温和、实实在在，群众也把她当女儿一样对待。她从来不嫌弃农民，经常走东家，串西家，谁家需要她帮助写个信呀，给孩子辅导个作业呀，她都能认真对待，一丝不够，社员们家里有了难事，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都愿意向她诉说。久而久之，她与社员们结下了血肉般的感情。

    那一年村里选带头人，那时的徐苑苑已经入了党，大家伙一致推选她当支书，她深知这副担子不轻。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与社员逐个促膝谈心，了解大家想的啥，需要啥，干些啥。她和大队一班人认真分析群众的意见建议，不到半个月就制定出了发展方案。

    我们村山坡地面积大，水土流失严重，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她抓这这一牛鼻子，组织大家修大寨田。在工地上她不怕苦不怕累，她的模范行动带动了大家，知青们和社员共同起早贪黑，鏖战在大会战的工地上，饿了啃干粮，渴了喝牛蹄窝的水，硬是把一面面坡地修成了平展展的梯田。我们家对面的那一层层梯田就是那个时候修的，把粮食产量提高了一大截，社员们都为她翘大母指。

    那时的农民大多不识字，就是斗大字识几个，也是把韭（jiu）菜念非（fei）菜，把糯(ne)米念儒（ru）米，常闹笑话，还不知道错在哪儿了。面对这种情况，徐苑苑就和其他几位知情办夜校开扫盲班，我们吃尽了没文化苦头的这些大老粗当然求之不得，积极配合。两个冬天下来，我们把一本农民识字课本上的字全部认得了，还会写一些简单的文章，这让我终身受益。

    那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单调得很，特别是我们山里人，白天上地劳动，晚上蒙头睡觉，是我们的基本生活习惯。徐支书为了改变这种落后单调的状况，在劳动间隙教我们学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社会主义好》等经典歌曲。寂寞了不知多少年的山沟里有了响亮的歌声，你可以想象，他给大家伙单调贫乏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活力与生机啊。

    前两年我去西安打工得了头疼病，情急之中，得知徐苑苑现在是西安空军医院妇产科主任，我试探着联系了她，没想到她还是当年那么热情，急忙为我预约专家，陪我看病做检查，帮着我取药拿行李。安排住院后，她又急急忙忙出去买来一大包生活用品和水果零食，叮嘱我安心养病，有什么需要一定告诉她。她每天都抽空来看我，我知道她很忙不忍心再打搅她，她却拦住我说：“我们就是亲兄弟姐妹，哪有大哥生病，妹妹不管的道理。”后来出院时她还特地带来两瓶酒，叮嘱我一定带回去给我的父亲。这么多年不见，她的那个热心肠丝毫没有改变，能有这样的知青朋友是我一生的幸运。

    再说好哥胡小平。

    我今生能遇到胡小平这样的好哥，确实是我的福气。

    1971年他来我们队上时又高又瘦，文文弱弱的，好像一股风就能把他吹倒。队里怕他劳动吃不消，重活体力活基本不让他沾手，只让他安排些看苜蓿、放牛羊的轻松差事。他也特别爱来我家玩，也最爱吃母亲的手擀面，一顿能吃几大碗。他特别重情义，每次回西安探亲都会给我们带一些新鲜好玩的东西。

    他有一个特别的爱好好，劳动回来空闲时总喜欢看一些电子科技方面的书籍，还拿着个破收音机翻来覆去的摆弄，我们都觉得很好奇。后来他自学成材，竟然成了队里有名的“维修专家”。那时农民都穷，家里能有个收音机就非常值得显摆了。可那玩意容易坏，十里八乡也没有人会修，如果就这么扔掉吧，这对一个农家人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不扔吧，又成了废物。而胡小平这个“维修专家”的出现，则解了大家伙的为难。谁家的收音机变哑巴了，只要拿给胡小平，经他那么一摆弄，保准这个哑巴就能说话了。他给乡亲们维修从来不收费，也从来不嫌麻烦，每次从西安返回，都要带一些电子配件回来，以备用乡亲们的需要。

    胡小平的父母是很厉害的大人物，那是我后来才知道的。1972年秋，胡小平母亲来队里看望儿子，驻陇团部的领导见了都要给人家敬军礼呢，听他们说胡小平的父亲就是二十一军军长胡威。阿姨非常和蔼可亲，在我父亲的邀请下来家里吃饭，那时候的人穷啊，翻箱倒柜竟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食物做招待。母亲只好擀了一案长面，配了酸菜招待他们，让人家吃这样的饭菜，母亲感到很难为情。可没想到的是，阿姨津津有味的吃完碗里的酸菜，饶有心致地对母亲说：“还能给我尝点酸菜吗？我在游击队时有一次在老乡家里吃过，那个味道让我怀念了很多年，没想到今天还能再吃到，我真的非常激动，太好吃了！”

    临走时阿姨对我父亲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小平在家时啥事都不会干，我还怕他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你们能把我的儿子当自己孩子一样对待，他能有现在的成长，都是你们教育得好，我非常感激。”她还邀请我有空去西安玩耍，那一次的记忆让我现在想来都感动不已。

    1973年8月，胡小平和几位知青回城探亲，他一再邀请我去他家玩耍。对大西安充满无限向往的我做通父亲的工作，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进城市，那么多新鲜的第一次，让我一生怀念。胡妈妈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做好吃的，买新衣服，让胡小平带我逛西安城，并一再嘱咐儿子，出门别让我花钱。胡小平带我去了大雁塔、钟楼、兴庆公园，我们一起看高楼大厦，看渭河流水，看人来人往......一周的游玩让我眼界大开，除了感恩感动我再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说实话，胡小平对我们一家都有大恩，我弟弟何天寿的命就是他救的呢。1975年夏，山庄的麦子成熟了，大队小学校放忙假了。我弟弟天寿也到山庄来帮忙割麦子，一天中午他中暑了。天寿中暑的样子很吓人，口吐白沫，人事不醒，大家伙儿把他抬到窑洞里，他躺在炕上一动也不动。父亲焦急地摇着天寿的肩膀使劲喊着：“天寿，天寿”，大家在一旁也吓得束手无策。

    在这最紧要的关头，胡小平不知哪来一瓶霍香正气水，他掐着天寿的人中把药水灌了下去。不一会儿，天寿长出一口气醒了过来，父亲那颤抖的双手抓住胡小平不知道说什么好，他的这种恩情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回报。

    现在的胡小平可厉害了，听说他现在研究的尖端科技，好些专利在国际上都获了奖。即便身份如此尊贵，他还带着妻子女儿回到陇县专程看望乡亲们，和我80岁高龄的父亲拉家常，谈友情。

    我和他们结下的这种友情比金子还珍贵，我每每想起与他们在一起的情景，就像喝了蜂蜜水一样甜美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