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隐逸，在本质上，就是对于人世的逃避。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无力突破，又不能忍受，其结果，当然只有逃世一途。这一类的人，在乱世是特别的多，而逃的方法，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而大部分是并不到山里去。拿现在说，有如在寒斋吃苦茶的苦雨翁，双凤凰砖斋的斋主，以及这一类的人，都可以说是依附于这种倾向。
逃向隐逸，究竟有没有出路呢？“阉里吃茶”，“斋中弄砖”，究竟能不能消灭心头的愤闷呢？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有飞机在山林里乱掷炸弹的现代不必说，就用古事来证明吧。明季朝纲不振，天下方倒悬危迫，是所谓“执政诸大臣有杞桧之奸，林甫嵩之之（mao）嫉”，“伪士满朝，腐儒误国”（袁宏道：《顾升伯太史别序》）的时代，这时很多的人认为“时事至此，尚安忍复言”，而作“终老于莫厘缥渺之间”的想念。然而，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只是一种空想而已。宏道书云：“近日燕中谈学者绝少，弟以此益闲。尘车粪马，弟既不爱追逐，则随一行雅客，莳花种竹，赋诗听曲，评古董真赝，论山水佳恶，亦自快活度日。但每日一见邸报，必令人愤发裂眦。时事如此，将何底止？因念山中殊乐，不见此光景也。然世有陶唐，方有巢许，万一世界抗扰，山中人岂得高枕，此亦静退者之忧也”（见钟伯敬编四十卷《袁中郎集》。）纵有短期闲静之乐，一旦飞机哄到山林，打破隐逸空气，又将如何了呢？而况究竟并不能闭起眼睛，要目击耳闻许多“愤发裂眦”之事。照这样的看起来，过去的袁中郎，似乎还比今日的斋主居士积极一些。
在萧士玮的全集的尺牍里，看到了几句会心的话，─―是会心的哭而不是会心的笑─―说是“四方蹙蹙，日甚一日，蹙蹙犹可，日蹙且日缩，视此未缩，曾余几何？”（《答曾二濂》）当时的事实，和今日颇有些相象。“曾余几何？”东三省既如黄鹤之一去不返，华北又岌岌可危，做隐士，逃避，究竟能逃避到哪里去呢？三百年前中郎能理会到的问题，难道三百年后的博士们竟不懂得么？只有以反攻来替代防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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