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老师

      读了6年小学，总共经历了3个班主任，两年一个。

      头一个是个年轻姑娘，18、9岁，漂亮可亲。两条辫子垂在胸前，宽宽的额头光洁而饱满，一对大眼睛总是在笑。老师的名字叫王美南，开始还纳闷，这个女老师怎么叫“美男”呢？

      说起来，王老师于我有知遇之恩。这个故事像极了那个由谁来做三楼楼长的著名段子。

      1959年的9月，天津铁一小开学的第一天。一年级五班新入学的50多个学生坐在教室里，听王老师点名。点到谁，谁就站起来答一声到。点着点着，听见老师叫：周xi远！我知道这是叫我呢，那是因为在这以前，在各种场合已经有很多人把“迺”读成了xi，不新鲜。这也是我后来干脆用“乃”字的一个原因。我站起来答了到，接着说：“我不叫周xi远，我叫周nai远。”落落大方，从容不迫。王老师从谏如流，马上改口。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点完名，王老师对着全班同学说，我们就让周nai远做我们班的班长，大家说好不好？全班同学整整齐齐地一声喊：好！就这么着，上学的第一天，我当了班长。

      很多有用的东西，比如加减乘除、汉语拼音什么的都是跟王老师学的，直到今天还在用。

      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见到王老师，那时她已经不带我们班了，看见我胳膊上的一道杠，有些失望地说，小队长啊？我显然和她的期望有些距离。

      离开铁一小的第二年，文革开始了。由于家庭的原因我不能加入红卫兵，基本上就是逛着看运动。有天听说铁一小有热闹，就跟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去了。到了那儿看见礼堂里外都有许多人。我跑上二楼，靠着围栏往下看，是在宣传那副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楼下一个年轻的女老师正在慷慨激昂地演讲：我是资本家家庭出身，我承认自己是个小混蛋，但是我要怎么怎么样什么的。

      院子里围了一圈儿人，我个子瘦小挤不进去，就在人缝儿里边往里看。几个老师你一嘴我一嘴跟围着的人讲着什么，大概是说有些外边来的人在学校里边煽动捣乱，不听劝阻还蛮横不讲理。我看见王老师也在里边，脸气得煞白。她也许看见了站在前边的大同学衣服上别着的校徽，就说铁一中的同学有水平，你们给评一评理！结果可想而知，哪有理可讲。

      王老师曾经到我家家访，我给她倒了杯白开水，把她喜欢的不行。“还给老师倒水呀，还给老师倒水呀”，眉开眼笑地连着说了好几遍。

      记忆中的王老师就像是个天真的大二女生，没有一点点的世故和城府。

      后来就再也没见过她。估计着现在也有76、7岁了吧，早些时候见到德敏、宝茹同学几年前和王老师的合影，老师不再年轻，但还是那么可亲，一脸的慈祥。

      祝她长寿。 

      第二个老师叫马臻祥，是个男老师。马老师30几岁年纪，高矮有1米7上下，身材略显单薄。浓眉大眼，脸颊总是刮得很干净，泛着青光。说话带些昌黎秦皇岛那边的口音。马老师很严厉，对课堂纪律要求尤其严格。同学们做课堂作业，马老师就提着他那条结结实实的教鞭沿着课桌弄堂来回溜达，教室里一定是鸦雀无声。有一回不知哪个同学做了什么错事，马老师一教鞭抽在这个同学的课桌上，同学们的心肝都跟着颤抖，直到现在我都忘不掉。有一次因为贪玩儿，我课间迟到，被马老师罚在墙边站了小半节课。

      马老师住家离我家不过百米，是在二马路辰纬路口一个大院子，周围的人都叫它马家大院儿，不知道这马家和马老师有没有关系。后来直到文革时期，总是能看到他从我家门前经过，深蓝色的铁路制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两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半低着头走过去。

      自打我下乡去插队，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关于马老师，就记得这么多，其他的都被岁月湮灭了。

      小学最后一个老师又是个女的，名字叫付春生，那时候大概有40岁上下？她从5年级接手，一直送我们毕业离开学校。付老师教语文，算术老师姓张，也是女的，是其他班的班主任。付老师高高胖胖，一张脸圆圆的。她夏天不穿裙装，穿灰的蓝的半截袖儿大褂儿。不是旗袍，是大褂儿。没有凸显曲线的裁剪，基本上是上下一笼统。即便如此，这穿着也很另类，我不记得学校里还有其他人穿这个。付老师爱出汗，夏天衣服的肩背处总是被汗水浸湿。

      小学毕业那年，是文革的前一年，毕业考试语文试卷就是一篇作文，不考基础知识。大概是教改的某种试验，只有那一年是那样，挺特殊的。语文教学也是这样，偏重作文训练，老师在课堂讲，校长在礼堂讲，都讲作文。付老师的语文课常常是把范文写一黑板，讲范文，练作文。时至今日，还能够写一些读起来还算通顺的文字，大概也多多少少得益于那时的训练吧。

      有一次，我的作文有幸被选作范文，依稀记得是写古罗马斯巴达克斯起义的读后感。付老师肯定了作文当中好的部分，同时指出其中的不足。其中一条是这样的，我写到奴隶主军队被义军打败时，用了“屁滚尿流”这个词。老师批评说，尿可以流，屁怎么能滚呢？全班哄笑。我谨遵师训，包括今天这次，这个词我这一辈子只用过两次。

      六年级时，有一阵我做过班里的少先队中队组织委员，是两道杠了。有个同学红领巾弄丢了，想再买一条，这是组织委员的事。我拖拖拉拉好几天也没给人家办成。付老师知道了找到我，批了我一顿，主要意思就是该你办的事怎么不给人家办，这么简单的事怎么那么难什么什么的，全程没有笑脸。她从来对我都是和颜悦色的，这脸色是头一回。以后渐渐懂得责任和效率。

      有一次，刚开过了家长会。付老师指着我对其他同学说，他妈妈是个非常棒的老师。我很意外又深感自豪。我妈妈早年就学于河北省立女师，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在新开小学、新开中学、区教师进修学校教书，在河北区小有名气。     

      很快就毕业了。我一点也不记得同学们是怎么和付老师告别的，我甚至不能确定有没有这个告别。

      文革当中回铁一小，就是前面说到过的那次，遇到了教体育的张老师，上学时候喜欢踢球，跟他熟。那时候，他大约是学校搞运动的负责人。打过招呼，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望着别处说：“你们付老师……”嘴边一丝冷冷的笑。我知道付老师的处境一定不好了，然而那一次没有见到她。大约一年前，偶然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文革时是铁一小的在校生。文章里提到在文革中，他见到过付老师。就在我们读六年级那座楼的地下室，付老师在那儿劈木柴，低着头也不和人说话，身后是小山一样的劈柴堆。想想真让人心酸。

      我诅咒文革。

      三位老师，不管你们现在何方，我都祝愿你们得到你们应得的幸福。

      写在2017年教师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