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有的格局，看似贫贱，而并无富贵，却反而是大富大贵者，是命理欺人，还是学业不精，《子平真诠》的作者不无感叹地说：“不知何故”?最后无奈地认为“不得不观其人物以衡之”。
发出同样的感慨者不止沈孝瞻一人，如明代命理大师万民英，亦曾经有过类似的感慨，他在《十干十二年生大责人例》一文中，列了十组大贵人的命局；
《三命通会》引例的＜十干十二年生大贵人例＞如下：
六甲年丁卯月乙未日戊寅时
六乙年己卯月甲戌日乙亥时
六丙年庚寅月丁巳日丙午时
六丁年丙午月壬辰日丁未时
六戊年壬戌月己丑日丙寅时(误植为戊寅时)
六己年辛未月己未日丙寅时
六庚年甲申月庚申日辛巳时
六辛年丙申月庚午日辛巳时
六壬年辛亥月壬辰日丁未时
六癸年丙辰月丙辰日戊子时
「以上逐年只有一日一时，主有大贵人应世，建功立业之命，不然出尘神仙，常术不能晓也。」
通过这十组命局的分析，他说，以上逐年，只有一日一时，主有大贵人应世，建功立业之命。不然则出尘为神仙，这是平常人的学术所不能知晓的。大贵人莫过帝王，而考历代创业之君王，以及明朝诸位皇帝，却没有一个符合者。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如此年月日时生者，肯定会有其人，但也未必皆是大贵之人。所以最后归咎于天生大贵人，必有冥数气运以主之，年月日时所列出的八字，多不足凭。
他还举例说：见有一走卒，与鲁公的命局相同，而鲁公遇朝廷重用，而其仅仅是一位走卒，而且其遭遇又大相径庭，凡鲁公有大恩宠，则此走卒必受大责罚，鲁公有小喜庆，则此卒又会有小谴责，正好相反。所以最后万民英对自己的学术失去了信心，认为是所生之家不同而各人所习之业又异，其保身慎修，克俭长年，在吾人自求多福耳！或者命该富贵长寿，而不修德进学，骄恣不法，其结果也不会成为富贵长寿者，岂命之所以为命也耶？
而徐乐吾大师也有一种无奈，他说：至于格局之不可解者甚多，有的命局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是自己学识不足，…不能通达其中奥妙，所以他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者态度，认为不必拐弯抹角地为自己学识的不足而掩饰。
其实这些大师们的感慨是多余的，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四柱命理学不是自然科学，不是一加一绝对得等于二，而是应该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是用古典哲学解释人的生命现象的一门学术，因此它不是绝对的一加一等于二，有时可能大于二，有时却反而小于二，它的结论不仅取决于理论本身，而且还取决于理论的解释者，甚至还会受到社会、地域、家庭、教育，以及自身修养的影响，所以要它百分之百的准确是不可能的。
所以万民英、沈孝瞻、以及徐乐吾等大师们的感慨，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因为学者的学业不精，还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二是理论本身还不太完善，还没达到完美无瑕的境地；
三是理论的局限性，因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覆盖不到的地方。
四是造成一个人命运的复杂性，俗话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由于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以及自身后天条件的不同，也是造成命学理论不能解释清楚的原因。
所以徐乐吾所谓“未穷其奥妙”之说，只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大抵四柱为命，不可尽信，局高局低，运通运悖，只能察其运势，看其走向。同一八字，命运殊异者，是由于各方面的综合原因，如地域的差别，家教的异回，后天的修养，社会背景等，都会对命运产生影响，不可全凭四柱十六字而定其吉凶。
至于所谓铁口直断，百无一失之类，皆江湖术士的危言耸听，无非招摇撞骗，混口饭吃，或诈人钱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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