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大宋革新》 第二章：新政权之共治天下
艺凡：接前文，前文提到，士大夫要与皇帝共治天下。
易中天：熙宁四年（1071）三月，宋神宗与二府商议变法，遭到文彦博的反对。文彦博说：祖宗家法俱在，变法不得人心。宋神宗反驳说：老百姓衷心拥护，怎么能说不得人心，又为什么一定要听士大夫的？文彦博直言不讳：因为我朝共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不是什么老百姓！
艺凡：毫无疑问，这话有问题。
易中天：没错，共治天下的确实不是老百姓。而且不要说宋，便是现代民主国家，也没有全民治国的道理。他们的办法，是把国家交给民选政府。但，难道因为民众不是治国主体，就可以不顾民心向背了吗？文彦博逻辑不通。然而此言一出，却并无纷争。宋神宗只是辩解说士大夫也有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同样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可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无争议。只要士大夫与赵宋官家意见高度统一，就可以不管什么老百姓，似乎也无分歧。天下原本就不是老百姓的，能分一杯羹的只有士大夫。这，恐怕也是当时朝中各派的共识。
艺凡：王安石和文彦博以及司马光一样，都属于精英意识极强的士大夫群体。王安石，当然不会反对共治天下。
易中天：历史的转折点，也就在这里了。我们知道，中国的士历来就有精英意识和使命感，他们担负的是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传承，天下的兴衰存亡则不在肩上。王安石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却不同。除了一如既往地守护精神领域和价值世界，还要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艺凡：这可不是单靠他们一厢情愿就能成立的。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支持甚至邀请，不可能的。那么，皇帝们，会愿意吗？
易中天：会的，不会也得会。实际上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皇帝们就已经意识到，如此庞大的帝国，绝不是他们一个人或一家子可以治理的。但，被邀请来“共治”的主要是地方守臣，治理的也是民而非国。国事之权则宁可交给外戚和宦官，也不分给士大夫。
艺凡：这就只能叫皇权代理，不能叫共治天下。
易中天：真正“共治”是在宋。宋代士大夫也像持有股份的公司高管，与皇帝肝胆相照，跟帝国荣辱与共，把天下事当作自家事，甚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艺凡：这是一种担当了。
易中天：这种担当也得到赵宋官家的认可。有一次，仁宗皇帝封张贵妃的亲戚为官，结果在朝堂上被包拯痛批，只好收回成命。然而憋屈的皇帝也只是回宫以后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就知道要官，要官，就不知道那包拯是御史中丞吗？他的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
艺凡：好铁面的包公，好宽容的仁宗！难得呀！
易中天：其实，君臣共治并非帝国制度的必然选择，王朝和皇帝也可以考虑别的方式，比如君主独裁甚至放任自流。事实上汉和唐就是半专制半放任，明和清则是由专制而独裁。
艺凡：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宋。这又为什么呢？
易中天：也是逼出来的。
艺凡：的确，没有哪个皇帝不喜欢大权独揽，也没有哪个政权愿意跟别人分享天下。赵匡胤兄弟未必就不想成为李世民或李隆基，只不过他们没那本钱。赵宋不像李唐，是融合胡汉的混血王朝，有关陇集团和山东豪门作为社会基础。他们也不敢依靠各路诸侯，因为太清楚军阀会干什么。想来想去，能借重的只有读书人。
易中天：碰巧的是，赵匡胤虽然是军阀，却酷爱读书。然而即便如此，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有一次，太祖在宫中看见一面后蜀的铜镜，背后铸着“乾德四年”的字样，而后蜀是北宋乾德三年灭亡的。于是太祖问群臣：这是怎么回事？
宰相赵普不能回答。
旁边一个翰林学士说：乾德本来就是伪蜀的年号。
太祖的脸色变得比锅底还黑。
他说：赵普过来！
赵普磨蹭到御案前，准备挨打。太祖却并不打他，而是拿起一支笔，蘸满墨汁在他脸上涂画，一边涂一边骂：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据说，赵普从此读书，虽然只有半部《论语》。太祖却感慨说：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
艺凡：这是开明的专制，也是聪明的专制。明清两代放弃开明专制，选择君主独裁，中华文明就开始走下坡路。
易中天：历史总是让人惆怅。统治者也总是把维护政权放在第一位，小心防范着所有的人，包括士大夫。比如宋代官员乌纱帽背后的两脚，不像唐代那样下垂，而是用竹篾、铁丝等加固，使之变得又硬又长，据说就是为了不让官员们上朝时交头接耳。当然，他们更不能结党营私。
艺凡：宋代宰相的地位也比以前低。
易中天：从秦汉开始，他们处心积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住皇权。为此，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如果有脑子也有能耐的话。
艺凡：防官如防贼，是历朝历代的通病。
易中天：其实，赵匡胤们的小心眼大可不必，宋代士大夫要求和能够要求的，只是也只可能是对天下的“共治”，绝非也绝不可能是“共有”，更不可能是“民有”。
艺凡：赵宋官家可以高枕无忧。他们要做的，也就是为维持稳定大把掏银子。
易中天：不过就连这也不困难，因为两宋恰恰是经济繁荣的时代。那种盛况，同样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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