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人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成为中国人？前一个问题是体质人类学的命题，随着分子人类学的高速进步，部分祖先来自非洲几成定局。后一个问题是文化人类学的命题，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大致基于解释，解释可以揭示“真实”，而非“真实”本身，完全无法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
旧石器工业大致以黄河为界，北方工业也曾到达淮河，存在很多模糊之处。相对于欧洲堪称艺术品的石器，中国石器泛善可陈。石器由文化决定，而不是血缘决定，从来没有“杂交”石器。石器变化并不意味着血缘更迭，通常存在一定程度的混血。造成这一状况的部分解释是环境，中国环境不适合使用欧洲石器；不适合保存古DNA，缺乏关键时期的化石等。考古学最不让人意外的就是意外，每当发现一个“最早”，很容易就出现了“更早”，接着就会出现“还要早”。就以最近而言，非洲以外也出现很古老的现代人，乃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又”出现了疑问。作为先进文化代表的现代人行为修改为现代行为或行为现代性，古老人类也可以拥有先进文化。化石证据显示了更为复杂的状况，早期现代人与当下非洲人相比，也没有表现出多少现代，中国出现保留了很多古老特征的数万年前的人类，数十万年的化石也有现代特征。以前我们认为尼安德特人是不同的人种，其实没有生殖隔离，解剖学、行为学、遗传学都不能认为尼安德特人落后。现代人诞生以来的古人类视作种族更为合适。人类起源问题一团乱麻，中国乱上加乱，4万年前的水洞沟遗址先民停留一段时间以后离开中国，水洞沟石器工业没有继承者。
中国人起源问题依附于现代人起源问题之下，传统上的本土起源说让位于走出非洲说，现在的证据显示走出非洲的过程太复杂。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有铲形门齿，自元谋人起，这个“自古以来”必须要有充分合理的解释。主要解释两种，其一是地缘解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趋同进化，也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产生铲形门齿的现代人取代古人类。其二是概率解释，随着一波波来自非洲的祖先融入中国，以至于在分子人类学上反客为主。前一种是突变模式，后一种是渐变模式。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混血情况普遍存在，现代人混血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和一种未知古人类。渐变模式实际场景是外来人口不断消失在中国，中国古人类同时逐渐改变。两种模式都接受混血，主要区别是以外来人口为主体还是以本地人口为主体。
可以将人的一生以照片方式呈现，每一年一张照片，可以从长时段上分清面貌变化，而对个人来说，根本不知道改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人类的起源问题类似，我们可以找到寥寥无几的完整照片，多数的照片残缺，还有一些位置没有照片。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更困难，获得的照片不足以支撑一个完整的故事。
故事的讲述方式也有很大的问题，杀戮与相爱相杀子虚乌有。以部落社会状态而言，人口导致战争，而不是人类热爱战争。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混杂在一起，逐渐挤压尼人的生存空间，直到尼人无处可去时，称为灭绝。纯种尼人可以称为灭绝了，但是一部分尼人并未离开，与现代人混血。恐龙也是如此，其中一支演化为鸟类，繁衍至今。古生物学并不在意词汇，一种生物找不到化石就算灭绝了，而不管是否进化为新物种。古人类的灭绝修改为消失更合适，没有血缘传递才能称为灭绝。
大体可以建立解释框架，欧亚古人类数量很少，走出非洲的现代人具备迅速扩张的环境空间，各奔东西，最终占领欧亚大陆。中国人在血缘上一定程度的继承了走出非洲的现代人，非洲是中国人的起源地之一，而不是唯一。
火的使用在人类进化中起到重要作用，一系列无法从考古学获得答案的智慧进步同样在协同进化塑造人类。尼安德特人大约10万年前埋葬了亲人，思考生死，意味着宗教、哲学的起源，人类开始询问为什么，可以视为文明的起点。尼安德特人头东脚西的长眠，天文学家则将骨灰安放在途径冥王星的新视野号探测器上。文化不断更迭，文明贯穿至今，无论葬礼如何改变，安葬同伴的思考不变。巫术普遍存在于史前与当下的世界各地，巫术的意识形态可以称为巫。人类进化出巫的生理基础，巫是协同进化的一部分，人类作为生物的进化终点。从巫术确立开始，人类与文明协同进化。
大约3.5万年前，德国出现骨笛，需要数学，证实祖先与我们一样聪明。城市人加入部落的学习并不轻松，部落民不经学习即可在城市中生存的能力更让人惊奇，世界各地的人们表现出的智慧差异缘于文化。或者说我们与3万年前的现代人一样聪明，也与部落民一样聪明。
文明经过漫长的孕化期，标志是国家的诞生，社会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狩猎-采集社会没有产生国家，只有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孕育了国家。以雅典为标准的国家高度成熟，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产生国家。
中国境内大约1万年前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国起源以贾湖遗址为代表，距今约9000-7500年，音乐与酒、鼎与甲骨均已出现。距今约6460年的濮阳西水坡遗址蚌壳摆塑龙虎图，可以对接先秦史料，存在文化继承性。中国是全球唯一的文化连续体，文明史可以轻松的从一万年前书写至今。
中国称巫师在男曰觋，在女曰巫，现今称神汉巫婆。巫的仪式化是礼，“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制与战争的双重驱动力确立国家。巫是人类主动介入世界，国家可以容纳巫，巫不能容纳国家。考古学可以揭示国家产生的被动性因素，而对主动性方面力有不逮。国家起源由两个限度制约，其一是环境压力限度，其二是巫之限度，突破两个限度才能产生成熟国家。5000年前良渚遗址产生了复杂的水利社会形态，大致可以认为是早期国家。良渚文化最终消失，以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最终产生中国。国家由一系列复杂因素驱动而诞生，过程不清楚，夏朝因此云遮雾绕，但是结果清晰，商代夏，成为成熟国家。历经三代，完成由巫至封建的意识形态建构，《礼记·表记》总结为：“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人死曰鬼，鬼神指天神、地祗、人鬼。
夏朝的故事尚无法讲述，不是材料不足，而是材料太多了。材料太多在三代断代上尤为显著，根据《国语》的天文学推断，牧野之战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国语》若是有可靠性问题，日期也不可靠了，由此牵扯的问题太多。夏朝的问题是考古学不能直接反映出社会形态，缺乏内生性动力。三代断代的问题是证据冲突，出现内在性矛盾，几乎无解。学科内在性问题经典表现在文字的诞生上，以前认为是图画产生楔形文字，书写材料可能永久遗失了，没有完整证据。陶筹起源说依据证据产生的内生性理论，大致是公元前8000 年用陶筹记数记事，公元前4000 年出现刻划，然后泥板上用陶筹印迹，最后用芦苇笔画在泥板上，从图画产生文字。
当下中国只保留了很小的一部分传统，文明形态依然是中国，而不是外来。中国人起源问题可以类似理解，中国人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不是血缘，祖宗的夷夏之辩早已说明。家国情怀也可以包容这个问题，并非来到中国的就会成为中国人，而是与中国这块土地密不可分，才是中国人。价值观是文化构成中最顽固的部分，人承载价值观，有中国人就有中国文明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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