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那个无比封闭的高中上学的时候，我们讨厌着学校的管理系统，认为其中包含着太多的过度与不足，换言之，没有一处是恰到好处的。比如，对我们学习的管理，学校要求我们在自习课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能抬头。我们尚未发育完全的骨骼是怎样承受着那么大的压力的呢？都在说着，年轻人有颈椎病是因为手机，那么在学校时候不玩手机为什么颈椎病更严重？不肯被删减的作业充满了书包，不允许抬起来的头在沉默中煎熬。
我们读书，在那个窒息的空间里读着批判的文字，想象着自由。自由是关乎尊严的，所以我们开玩笑的时候调侃着监狱，那里有所谓的安定，刑期决定着生活稳定的时间，如果安定就是幸福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想着将自己的未来交给那里？因为我们是有尊严的，而且作为人的尊严不仅仅是生存，还有尊重。当我们的班主任，那个浑身体制味的数学老师，对我们说：其实只要你不触犯规定，可以生活得很自由的，我们知道，他所说的自由不同于我们的自由。
不是说我们的自由完全不尊重规定，完全反对管制，我们的自由是不要让管理者处处插手，自以为是地指导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学习，我们的生活，是属于我们的，如果将学校比作舞台，主体应该是学生，那些管理者在后勤保障着学校的正常运行。而事实正相反。学校充斥着各种官职，密密麻麻地占据着这个舞台，学生成为他们训练管理经验的老鼠，老师也只不过是大一点的老鼠。
终于离开那里了。风在平原上游荡着，这时我惆怅了：我以为出了校门就能自由，其实只不过是走进了更大的监狱，那里多了些行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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