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群里，有学员谈到公交车上的两位互不相识的阿姨。因为乘客过了站，而司机竟然还让他们下了车，这在广州，过去是几乎不可能发生的，然而就在今天就出现了。看来世道真的是变了，都是重庆公交事故惹的祸。
当时车上这些大妈们也开启了一番关于重庆事故的激烈辩论。
A大妈说责任在女乘客。她吃饱了没事也别去攻击司机，结果司机由于条件反射而打错方向盘，操作失误冲出桥面。
B大妈说责任在司机。作为司机应该具有基本的职业素养，在行驶过程中如果收到干扰，应该先停车，后处理。
其实双方都对，都有道理。可惜现在已经是没有必要去证明谁对错。人死为大，追究责任也没啥用，更重要的是，要预防同类事件的发生。
这几天，看到很多的分析文章，我就综合了一下各类的观点，从各个角度一起看看，以后如何能够更好的处理类似事件。
1、乘客如何做？
很多自媒体都提到，如果当时人在车上，可能也真不会上去做什么。毕竟我们讲究和谐的氛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而这次事件以后，相信大家都有了很多觉悟，以后出现这种情况，肯定会全力支持司机，拦住那些烂人。
其实在同一条线路，也就是重庆22路公交线，早就发生过乘客抢方向盘事件：
2015年12月12日，因女乘客抢方向盘，22路撞到行道树上
2015年12月29日，老人抢方向盘致22路发生事故
以上事件在百度上都可以查得到，而且这些事件也造成了不少乘客受伤。只是这次非常不巧，车刚好在桥上，结果就都没了。
当然，关于抢方向盘的事情，全国各地时有发生，哪怕一线城市里的的很多司机大哥已经执行的很好，市民素质也算比较高，仍然时不时会出现这种问题。
说白了，国民素质，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中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大专及本科)的人口为1.196亿,约占总人口的8.5%。真正能把公众安全放在首位而高于个人价值的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而大部分人仅仅出于息事宁人的心态，能不做坏事已经是最高准则。
换句话说，垃圾人出现的概率挺高的。
所以作为普通乘客中的一员，我们就要时刻注意，即使生活总是平淡，一旦出现那些不依不饶的烂人，就要马上群起而攻之，一起维护司机的权力。
自然而然地，烂人就嚣张不起来了。
2、司机如何做？
坦白讲，司机本身的素质不一定要很高。
正所谓屁股决定脑袋，司机大哥的习惯应该是有公交车公司来规范的。我们总不能要求每位司机都是活雷锋吧。起码最基本的KPI是要达标的。
公交车公司其实已经给了司机尽量多的权力，比如说，在驾驶舱外部，通常都会有警示标语。
如果真有乘客挑衅司机，司机有权尽快停车，然后报警。试想一下，重庆事故里的司机当时就靠边停车，甚至不用靠边，马上停车。只要他不开门，就算不报警，仅靠车上其他乘客的唾沫星子，就可以让那位泼妇就范。
【图】
那会不会导致司机滥用权力？
有可能。
就算是司机太敏感，动不动就刹车，其实最多造成交通堵塞，或者耽误乘客一些时间，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所有烂人都不敢发起挑战。当然，向司机大哥问一下路，相信他还是很乐于回答的。
3、文化如何推动？
谈到文化，大部分都是由政策推动。
不管哪个国家的政策，落实到具体的措施，基本都是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国内的法律，其实弹性挺大，但是对于执法部门来说，确实挺尴尬。
因为领导层对于执法部门的定位，是服务部门。是的，你没看错，国外的执法部门是暴力机关，对于开枪有明确规范，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开枪。但是国内的警察是不敢随便掏枪的。曾经有段时间取消配枪，结果在大刀面前，没有武器的警察除了有身上的警服，实际上跟普通老百姓没啥区别。
据说在某些地区发生暴力事件的时候，警察要拿着警棍面对着暴恐分子的大刀。后果可想而知，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正是由于领导层对于执法部门的“服务人民”性质的定位，让警方执行公务时只能当和事佬。
最终只能是恶人当道。
能够对付恶人的方法，永远只能是惩罚，而不是讲道理。这是在行为科学和心理科学上都已经得到广泛验证的真理。
至于说如何惩罚，当然也不用动不动刑事拘留，只要秉公执法就行。而西方国家除了有强有力的执法机关以外，其实也有一套挺折磨人的审判流程。
比如在香港，如果乘客真的干扰了司机开车，如果司机脾气不好，真的报警了。就算乘客配合得好，也会被带到警察局喝茶。而且基本会被起诉，被诉自然就要出庭。在法庭上，法官会问你是否认罪。如果乘客不承认，就要等下次排期再审，下次出庭就要提供证据了。如果证据不够有力，法官还是会直接判有罪。该罚款罚款，该坐牢坐牢。
当然这个过程说的很轻巧，实际上每次开庭期间要间隔一两个月。每次开庭是要收取费用的，至于谁付费？自然是谁打输官司谁付。如果早认罪，这笔费用就不用付了。开庭费还不算什么，开庭时间基本是工作日，因为法官也要休息。所以乘客要在工作时间去出庭，如果不出庭，法庭就直接申请禁制令，让那个人先到警察局喝茶，那么工作就更没法干了。如果实在不方便出庭，也可以请律师代理出庭。想想律师费那么高，还是自己出庭吧。
撇开这些经济成本不说，就是每次出庭的时间成本，就够喝一壶的。试问一般人敢不敢随便触犯法律？
当然不敢。据说连行人闯红灯被警察捉住，也要走这一套流程，你有钱也不能现场交罚款，都得见法官，判了才能交钱。
这么复杂的流程，问你怕了没有。
这就是西方社会通过一套繁琐的审判制度来保证平民不敢轻易违法，因为违法成本很高。当然，这套制度能够顺利进行下去，是以暴力执法为前提的。
那么服务型执法就没办法处置这些恶人吗？
方法还是有的。
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垃圾人”秉持着的，正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样的潜规则，一而再，再而三地索取个人利益，践踏公众权益。
但是我们现在经历了坠江事件，一切都不同了。
过去很多人都只想和稀泥，而经过这次事件的震撼以后，大家都要出面阻止。比较现在捍卫的不再是一点点利益了，而是自己的生命。
正如前几年，广州的海珠桥曾经沦为讨薪圣地，即使桥上已经布满荆棘和各种障碍，仍然有不少人上去犯险，因为上去就可以把过去讨不到的薪水讨回来，笨死无大害。直到后来一位正义感超强的“欧伯”上去把讨薪者推下来，导致后者摔骨折，欧伯也因故意伤害罪入狱。也正是在这次事件的震慑之下，海珠桥上的讨薪闹剧才被杜绝了。
如果这次的重庆事件不是这么严重，大家也未必会对这类恶性行为出手制止。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对大家的公民意识，也是一个很好的警醒，只是代价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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