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队解放军陆军战士，列队登上一艘海军舰艇参观。当一个班的战士走进一个舱室时，军舰上的水兵突然关闭水密舱门，把这个班锁进了舱内。虽然陆军战士携带了步枪和手榴弹，但面对坚固的水密舱门这些武器毫无用武之地。最后，哗变军舰挟持着这些解放军逃去了台湾。
这艘军舰隶属刚刚起义的国民党第二舰队，虽然名义上已经是解放军海军，但舰员依然是国民党原班人马，这为哗变创造了条件。
当时，解放军海军虽然已经成立，但人员都是从陆军转换而来，很多人连“锚”是什么都不知道，根本没有能力登舰操作。
刚成立时，不到1万人的海军中有2000多起义国民党官兵，懂技术的都是原国民党海军。解放军陆军虽然人多，但不懂技术、不会开船，根本没用。
挟持士兵逃往台湾的事发生后，海军马上停止向原国民党军舰派驻干部和战士，陆军战士再登舰时也都荷枪实弹。
这时的海军司令张爱萍，非常着急想要把自己的士兵赶紧训练出来，否则类似的事件还可能发生。
跟随华东野战军教导师编入海军的连指导员张序三，因为身体好还上过6年高小，算是个知识分子，这时被选入“海军联校”接受培训。在这里，陆军转入海军的人员编成一个大队，张序三担任其中一个中队的指导员。
说是指导员，但主要还是学习海军知识的学员。他们在教室里看着黑板学习最基本的海军常识，比如什么是甲板？什么是船锚？
张序三说，其实带我们上军舰实际看看，学起来会快得多，但当时我们没有军舰啊。这段时期，国民党起义的军舰都在江上抛锚，不靠码头，他们和陆军转来的解放军还不能很好的融合。
直到几个月之后，经过基础培训的解放军干部才开始上舰，但舰上的技术人员还是国民党起义官兵。张爱萍曾这样说，我们缺少海军技术，国民党起义官兵缺乏人民军队的作风，我们都是瘸子，要把两个瘸子组建到一起，互相配合。
海军每条军舰上都增设了政委，和舰长同级。政委负责重大事情的决策，舰长只负责训练、技术、调动、指挥。这样做就是为了保证重大问题的决策权，始终控制在人民军队手中。
张序三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登上原国民党的一艘中型坦克登陆舰“美盛号”的，他在军舰上担任政治干事和党支部书记。此时，这艘坦克登陆舰已经改名叫“黄河”号。
在刚刚成立的第一年，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在长江口清扫国民党撤退时布下的水雷。没有专门的扫雷舰，只能一边摸索一边工作，技术上主要依靠国民党起义爱国官兵。
海军刚成立，想把解放军陆军士兵和国民党起义官兵融合起来很不容易，张序三就碰到一起针对他的闹事。
一天，他在军舰黑板上发现有人写了一条标语：“政治干事是特务。”政治干事正是张序三。
看到这条标语，张序三觉得又愤怒又委屈，立刻找到大队长傅继泽，皱着眉头梗着脖子甩一句：“我不干了！”
没想到大队长连劝都不劝，一句话就顶了回去：“给我回去，我们不干谁干？”
这句话还真让张序三冷静了下来。工作是难，但一受委屈就撂挑子，这哪行？更何况当时整个部队都是从陆军转到海军的，都没经验。连司令张爱萍都曾跟陈毅抱怨说不想干了。但这就是海军成立初期，必须要面对的现实。
后来他们发现，在国民党舰艇内部情况也很复杂。首先是等级森严，官兵地位悬殊；其次是派系林立，分成福建派、广东派和山东派。张序三就用这些弊端当突破点，开展工作。
按照原来的规矩，在军舰上只能官教兵、兵绝对不能教官。为了打消官兵之间的等级对立，同时也为了掌握技术，张序三经常以军官的身份向国民党起义官兵虚心请教，不懂就问。很快，他不但学到了国民党军官不愿传授的技术，还和很多水兵成了很好的朋友，等级坚冰被逐渐打破。
面对派系，张序三发现山东派人少，经常被福建派和广东派孤立，于是就更多的和山东派接近，一边学技术一边了解内部情况，慢慢从山东派开始赢得信任，再慢慢把这三个派系之间长久的隔阂打消。
另一个困难是装备。海军是技术兵种，装备很重要。
初创时，海军只有国民党第二舰队起义时带来的十多条船和一些小艇，总共二三十条。后来香港招商局又送来几十条商船，海军把从苏联买来的130毫米炮和口径较小的37炮装上去，当成军舰来用。
那时候我们基本不具备建造能力，连维修都很困难。曾经尝试在上海造过一些25吨的小炮艇，叫八一艇，但因为设计有缺陷，第一艘刚下水就翻了。改进后，这种25吨的炮艇造了一大批，东南沿海的很多仗就是靠这种小艇打下来的。
一直到1954年，海军才从苏联买了4艘驱逐舰，被称为“四大金刚”，成了绝对主力。在当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国家咬牙为这4艘二战苏联驱逐舰，每艘支付了7,000万元巨款，按当时的币值，每艘相当于17吨黄金。
不过，这四艘驱逐舰也为国立了功还培养了人才。我国第一代驱逐舰4位舰长，其中三位：范豫康、马俊、杨健被调到北京，成立第七研究院专门研究舰艇建造。还有一位舰长就是张序三，他后来但任海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来源：历史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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