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布袋沟

      下布袋沟的东南方向，还有一个叫“上布袋沟”的村子，俩村相距大约六七里地。虽然都叫“布袋沟”，但上下布袋沟的地势不同、辖区不同，民风也有些不同。上布袋沟是沟洼山地，下布袋沟则一马平川；人民公社成立后，上布袋沟归麻黄圪洞大队管辖，下布袋沟归东营子大队管辖。相比较而言，上布袋沟是一个更小更偏僻的村庄。我是下布袋沟人，上布袋沟是我母亲的娘家，全村不足一百口人，除了几户姓赵的以外，其余全部姓李。

      1964年秋季，我被雇作上布袋沟的民办教师，那年我十七岁。之所以让我来这里教书，全是由我二舅李祥促成，他有三个儿子，即我的表弟李文喜，李月清和李文清，他们正当入学年龄，却苦于近处没有地方上学。于是村里准备开办学校雇个老师，我二舅就推荐了我。

    那时我的外祖父早已离世了，外祖母又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因此我去上布袋沟教书时，起先寄宿在我二舅家，偶尔也会住在我四姥爷家，我四姥爷是个光棍老汉，有个抱养的儿子，我叫六舅，也是我的学生。

    我总共有15个学生，这些学生中，有六个是我的表弟表妹，六个是我的舅舅姨姨，另外三个是邻村杨厂沟的蒙古族孩子。他们最小的8岁，最大的13岁。在此前，唯有13岁的李文喜已在下布袋沟读完了2年级，其他人全是初入学，因此，全班15个人就分为两个年级，我也如当年教我的老师一样，给三年级的李文喜讲完课后再给一年级的讲，反复循环。

    我们的教室是生产队的队房，其面积大约不到20平米，有炕，学生们自带课桌。一开始这些学生很不好管理，因为他们自小与我熟识，表弟表妹们叫我“四哥”，舅舅姨姨们都叫我的小名，小村背舍的孩子们又野，都不把我当老师。特别是我五舅的二儿子李岁晓，调皮捣蛋之极，还和我对抗得十分严重，我当时就想，如果管不住这个家伙我就得滚蛋，于是我就选了一根大拇指粗的鞭竿，用这个既能做教鞭又能做戒尺的教具给了他点厉害，意在杀鸡儆猴，几次之后，他果然变得驯服了，我的教学也渐渐变得顺手起来。

    经历了辍学和柴油机事件之后，我已经初步认识到，人生中有些机会是来之不易的，自此，我认真地开始了私塾一般的教学生涯。

    每到单周星期六的下午，我要到五里外的麻黄圪洞小学进行教研活动，参与教研的是来自周边村子的6位教师，一个是公立老师张？，还麻黄圪洞村的贺心得、答赖营子的张四英及其女儿张月莲，张月莲在东营子念小学时曾和我同学。（补充几句教研情景）双周的周六下午，我就要赶到十里外的董家营公社中心学校开会，中心学校的校长是李振兴，教导主任是胡为，东营子的秦风也在该校教书，我常记得他踏着脚打着节拍教我们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社员都是向阳花》这些在当时风靡全国的红歌。（礼充几句代表时代特点的开会内容）。

      我不会做饭，第一学期按孩子们的多少去学生家里吃配饭，就像村里的牛羊倌按牛羊多少轮着吃饭一样。每到一家，家长们都尽量给我吃好的，尽管如此，我也实在觉得有些不大自在，于是在过罢春节之后的第二个学期，我就自己开始起火做饭了。我从家里拿了些筱面、小米和土豆，我母亲每周给我炒一些咸酱，中午拌筱面块垒，晚上煮土豆稀粥，基本上天天如此。我干活儿泼赖，饭做得很粗拙，但没有了那种牛羊倌的感觉，我也吃得挺舒适自在。为了省事省物，从那时起，我就养成了不吃早饭的习惯。有时学生家里偶尔吃一顿顺口的饭，家长也会给我端来一大碗，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不用自己做饭。周末，我母亲一定会把一周之内节省出来的顺口吃的等我回来吃，也就是那一年，我母亲有了“星期”的概念。

      在教书的闲暇时间，我仍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读书，那段时间我自学了一些古诗词，有过去的启蒙读物《千家诗》，也有袁枚编著的《随园诗选》，还有《白居易诗选》 《袁白诗先》《李杜诗选》，这些现代出版的古诗词，都是我自己花钱买的，当时的这些书，最贵的也超不过2毛钱。那段时间我还很崇拜俩个人，一个是浩然，他写的《艳阳天》的第一卷，我就是在那时读的，我觉得无论从语言的表达上，还是从人物的塑造上，浩然也不比那些柳青、赵树理、周立波这些大师们差；另一个是胡适，尽管他当时去了台湾，但是对于少年时代的我来说，我不论政治，只管自己的阅读需求。当时鲁迅的文章随处可见，胡适的则很少见，陈新元借给我一本《胡适文从》，卷首的《文学改良刍议》和其中的《尔汝篇》给我印象最深，我能从其中读懂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一研习古籍和探索未知事物的真谛。

      有一件趣事，我想讲出来，以证明那时我对胡适的崇拜。前面讲过，下布袋沟的陈家是书香门第，我的好友陈新元有个伯父，叫？，他曾经担任过和林县前国民政府的参议员，我辍学在生产队里劳动时，经常和他一块闲聊，我们几乎成了忘年交，他还曾赠予我一些书籍，并不时地对我的学习加以指点。当年他给我抄录了胡适的三首小词《如梦令》，这几首词是描写民国时期才子佳人幽会的，我至今记得，笔录如下：

《如梦令  一》：她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迁。

《如梦令  二》：几次曾看肖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作女孩儿相，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如梦令  三》：天上风吹云破，月照我们俩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

大家看，这三首小词，没有一个生辟字，全是通俗的大白话，却把民国时期那种男女情事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放在现在，信息技术如此便捷，想看什么文章，手机上一搜索，应有尽有，可那时陈？给我抄录的这三首词，让我既惊讶又珍惜，原来，词还可以这样写，我崇拜胡适。

      尽管条件十分艰苦，也尽管我自己学习用去了大量时间，但凭良心说话和做事，我的教学是十分认真的，也正是在我的努力下，这个偏僻小山沟里的一群半大孩子脱了盲。

      第二年，我又去教了一个学期，但此时我已经有了不想干的念头。这一年我没有在上布袋沟住，每天都是早出晚归步行往返于上下布袋沟之间，我二舅得知道我不想干了，大发雷霆，但任其劝说 ，我不干的决心丝毫不为其所动。终于，坚持到秋季开学以后，待他们从大甲赖村顾回个梁老师，我随即告别了一年半迅萌的教学生涯。

    我辞职不干，其实也没什么直接原因，倒是有几件怪事不得不说。

      记得那时是我三舅李满贵当生产队长，（加入几句社会背景）他曾经不经上级允许，给村里的人们偷分过？，还偷杀过生产队的一只大山羊，炖熟了给全村的人们吃，给我也分了一大碗，山羊肉很好吃，那应该是我人生中吃的第一顿最香最饱的炖羊肉。也是那年，上级要求各生产队组织贫下中农“忆苦思甜”，控诉旧社会，感恩新时代，周边村子吃“忆苦饭”用的是糠和野菜等难以下咽的食材，我三舅则打开生产队的库房，从里面取了些小麦在碾子上碾碎，做成全麦面花卷和蒸饼让人们吃，难怪人们高兴地说，这忆苦饭比平时的饭还要好吃。好在山高路远，没有上级的监督，也就相安无事。说也奇怪，羊肉和花卷我也跟着吃了，但在当时，没有“梁山好汉”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豪爽，反而隐约感到一种时代之外的蛮荒。

      还有一件事，我起先觉得好笑，后来觉得残暴。我四姥爷养着一只大花猫，经常偎在炕头睡觉。那天我正在四姥爷家休息，村里李振兴的老婆破门而入，二话不说抱起炕头的猫就走，我四姥爷以为她要抱猫去捉耗子，正着急，顾不上说话。结果谁承想，过了半天她又来了，把一只麻袋气冲冲地扔到了我四姥爷的院子里，里面装着一只猫，已经断了气。事后我才知道原委：那时正值冬天杀猪，李振兴家里杀了一口猪，晚上把肉放在院子里准备冻结实之后第二天储存，结果夜里被野猫叼走一块。这个残暴的女人断定是我四姥爷的猫干的，于是黄黑不说把猫抱走，回去之后把猫装在口袋里扎住，往地下摔，一个劲儿地摔，直至摔死。其实那天晚上我就在我四姥爷家睡觉，那猫一晚上也没有出去，根本与李妻的丢肉无关。四姥爷气愤之极，步行十几里去董家营公社胡开文书记处告了两次状，然而这种人与牲畜的事情，也不好断案，只能不了了之。告状无果后，我四姥爷把这只猫炖的吃了，我和四姥爷，六舅各一大碗，我是我第一次吃猫肉。然而，猫肉也吃了，莫名其妙地，总是有点不舒服。

    如果说前俩件事只是让我感到不大舒服，还有一件事情，它让我很是愤恨。

      当时上布袋沟生产队的会计叫李海峰，因为他家没有念书的孩子 ，村里张罗成立学校让我去教书时，他就极力反对。在我执教期间，我有时需要和他打交道报销一些学校的开支。记得有一次我从东营子供销社买了些粉笔教案等东西，供销社的售货员兰如明开发票时不小心把“七角八分”开成了“九角八分”，发现错误以后，他就直接划掉，在下面补写了七角八分，我不以为然，去李海峰处报销时，他很痛快，并没有质疑涂改的印迹，这很合理，因为根本无需质疑，明眼人一看便知，即使是想修改发票从中赚钱，也应该把金额由小改大，而没有由大改小的道理。可笑的是，过了些时候，我去麻黄圪洞开会，有人对我说，李海福在麻黄圪洞大小会议上大肆宣扬批评，说我私改发票，从中赚钱，我听后气愤得哭笑不得。我火冒三丈要去质问此事，我父母和舅舅百般劝阻，说背后说人长短还能评出个理，更何况他是长辈，我只好作罢。试想一下，一个将近七十岁的老头子，对一个比他小俩辈的年轻人无中生有地诋毁，这是何等让人无可奈何的事情，若真正与他对质讲理，还真不一定能够讨回说法。

    村子小，怪事多，我实在不想再待下去了，因此就有了辞职的打算。辞职后我本打算把一首打油诗写在黑板上，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写，不过腹稿我至今记得：亲戚门上不受苦，难言苦处实难诉，事事人人多复杂，另请高手诲群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