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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
新教军事领袖海军上将加斯帕尔·德·科里尼在他位于贝蒂西街的府邸中被天主教徒的英雄吉斯公爵手下的一队士兵杀害了。科里尼的几位主要军官被法国与瑞士近卫队从床上拉下来，解除了武装后拖到卢浮宫的庭院中，长矛穿喉。这一切都是在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许可下进行的。
新教徒采取的方案是简单干脆地消除8月18日婚礼与24日大屠杀之间无法解释的矛盾。他们抹去了二者之间的一切矛盾点，认定前者是一个陷阱，旨在引诱新教徒。国王、太后及其手下最为狂热的参事预先精心策划并实施了这场骗局。这便是新教徒在檄文及论著中由果溯因得出的结论。
查理九世的态度介于两派之间。一方面，他接受的是人文主义教育，也因此保留着臣民之间能够维持长久和解的梦想。另一方面，他对新教领袖的不信任使他将后者视为潜在的叛乱分子。依据法国国内外局势是否有利于其中一派论点的可信性，这两个“党派”——强硬派与政治派——也交替获得查理九世的青睐。在国王心中，或许也在太后心中，就像他周围的人分为两派一样，也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
巴黎市民不仅将新教徒视为宗教异端，更将他们当作威胁到自身生命与财产的动乱分子。而且，新教徒聚居在城市中心，这使他们更加令人生畏。为了对抗来自内部的敌人，更是因为国王拒绝这样做，巴黎市民需要有序地实施自我防卫，开展一场彻底扫除敌人的战争。
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最终决定了天主教在法兰西王国的命运，同时，大屠杀引发对君主制下各机构的质疑，也加快了法国向绝对主义政体的演变。
敕令第二条向法国人提出了今后指引他们的目标：“像兄弟、朋友、国民同胞一样和平地共同生活在一起。”这一条款建议，维系法国人的世俗桥梁——国民性——应当至少暂时超越宗教教派的团结。圣日耳曼敕令此条款所体现的思想是前任司法大臣米歇尔·德·洛比塔尔在16世纪60年代初的一次发言中隐晦地提到的观念，即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和平共处的前提是将政治与宗教区别开来（但并不意味着二者分离）。这一区分为双方提供了相互接受对方的世俗依据。
在新教徒眼中，天主教徒犯下了偶像崇拜罪，因为他们对圣人的崇拜与只能对上帝进行的崇拜太过相似。他们供奉的圣徒遗物不过是寻常的木棒、织物或骨头，来源十分可疑。天主教徒相信，在弥撒的圣体圣事仪式中，圣餐饼与圣餐杯中的葡萄酒即基督的体与血，而新教徒却否认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盲从，是对神超越性的严重无知：
无论查理九世希望受到尊重抑或爱戴，他都必须首先维护公共秩序。此种考虑决定了他对待新教徒的态度。虽然他虔诚信仰天主教，但上一场战争的残酷与所引发的严重动乱让他深信，使持敌对信仰的双方和平共处才是当务之急。这种共处局面对他而言或许只是暂时的，是日后逐步恢复信仰统一的第一步。
第二次宗教战争以来，他们只有在拉罗谢尔才有安全感。他们在那里还大肆干起了收入颇丰的海盗营生。法国国王虽然收到大量来自被洗劫的西班牙商人的控告，但他却无力禁止。
科里尼此番入宫逗留的时间较为短暂，因为查理九世很快就因要去打猎而遣散了众臣。科里尼于1571年10月19日离开了布卢瓦，回到了他在沙蒂永的家中。国王虽然很想再尽快召见他，但是却突然遇到了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阻碍。这个障碍与双方在信仰问题上的争执一样，十分不利于和平：吉斯公爵弗朗索瓦在1563年2月被一名叫波洛托·德·梅雷的胡格诺枪杀，吉斯家族为他复仇的渴望给公共秩序蒙上一层阴影。
通过这件事，我们能够看到大贵族在某些争端中动员个人门客的能力。而这也正是王权受到的主要掣肘的一个表现，不利于解决信仰冲突：贵族认为，对他曾宣誓效忠的领主的服从比自己作为臣民对国王的臣服更重要。
当科里尼最终于1572年6月6日重回宫廷，一位英国全权大使注意到吉斯公爵亨利完全不理睬科里尼。吉斯家族的这种做法削弱了国王希望赋予科里尼出现在他身边的象征意义。此外，国王此举会加深天主教徒的疑虑。
这种和解的意愿是更为宏大的联姻与外交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的完美结局是玛格丽特·德·瓦卢瓦与纳瓦尔亲王亨利的联姻。法国国王因迫切希望实现这一目标，错误地估量了双方阵营中极端派相互间的以及对他的不断增强的怀疑之心。面对无处不在的猜忌与敌对双方的激烈情绪，法国国王所坚信的主动遗忘仇恨的梦想正在变得越来越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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