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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礼物，关系学与国家》第一章
一个单位的小干部，白天里开会时可能要大讲拉关系、走后门的不是，但是下了班就可能拎着礼物去某位关键人物的家里去拉关系，为自己的利益或者升迁而“走后门”。这样的例子在杨美惠调查的时代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并在她的这本书中有比较细致的记录。
人们如何通过礼物的馈赠以及关系的强化来体现出一种曾经被遮掩的主体性的存在，这与国家主体性建构的途径有着截然不同的方式。
关系学讽刺的意思，在于把培养人际关系的艺术提高到一门完整的学问，与其他学术专业一样有效和必备。正如俗话所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这个顺口溜不无讽刺地暗示，关系学比其他受人艳羡的分支学科处于优越的地位，是因为关系学能让人得到的东西远比正经八百的学问得到的多。明白了这种讽刺意味之后，关系学翻成英语最好是“人际关系的艺术”，只有用艺术这个词才能表达出它的手腕、精妙，及狡黠的涵义。
你和一个人说话时，他会放心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就是泄漏出去，他也知道是谁泄漏的。确实，我经常发现许多人在场的时候，你很难收集到好的资料。在别人在场的时候，人本能地自卫，说话心里多了个把门的。
对移民和流亡者来说，与祖国的长期分离意味着它们一部分的自我已经失去了与祖国的认同，因此家乡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变成“客体化”的东西。家乡文化已不再是主体每天所身处的新的现实的部分，而是主体发现她原有的习惯与新的现实不再适应。主体认识到居住国文化的特点与相关家乡文化特点之间的不同，老的习惯只是与这个世界打交道的众多办法中的一种。因为移民急切地要拥有居住国的文化，客体化的自我就成为批评、强制和自我转变的努力目标。但对流亡者来说，随着主体重新坚定了保持自我与家乡文化的联系，客体化的自我就变成自我反思和自我更新的一个焦点。
面对这些本土的自我批评，从西方来的人类学家必须按下急于给中国知识分子贴上“东方主义者”的标签——或者殖民味更重一点的说法——“买办”的心理的做法。这些标签代表了西方的坚持，异文化应为西方人，扮演一个可满足其怀旧愿望的前现代的角色、一个本地人“道地”和纯洁的角色、一个当代非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看起来不再可能回复，也不再向往的角色。
把中国文化归之于一种内在的没有时间的本性，并指责这种本性在现代世界大大不合时宜，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一种具有历史敏感性的观点可以认识到的事实：今天在中国被批评最厉害的现代权力和控制的形式，是那些在世界其他有现代化经历的国家也可以发现的。
现代性可以说成是单一的，因为它源自于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但当现代性的势力与迄今为止更多分别的文化或政治经济区域发生联系或产生碰撞时，它产生了多种而不是一种形态。
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具有工业、民族主义、革命主义、进化论、劝说式的大众传媒、进步时代的话语这些国际交错的特征（ Lee ， 1990 ）。同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性仍具有全面地重整社会的理性启蒙工程的特征。
官方话语中对待关系艺术的又一个特点是倾向于只把关系学描绘成官僚贪污和贿赂。一个常见的主题是逐步增长的官僚贪污，它怎样威胁党和国家机构的纯洁性，引起公众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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