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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前元六年，有司言淮南王刘长废先帝法，不听朝廷诏，出入称警跸，用度拟于天子，且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太子柴奇谋反，欲以輂车（马驾的大车）四十乘反于谷口（今陕西省礼泉县东北），并遣人使闽越及匈奴，欲以危宗庙社稷。
此言出，朝野上下并不感到惊奇。因为自从三年前刘长刺杀辟阳侯审食其却免罪归国后，关于其骄恣不法的消息已不断传来。只是如今事关谋反，大家瞩目的是，皇帝会否仍予姑息。
只见，孝文帝此回一反常态，断然派使者征召刘长入朝。
汉兴以来，蒙受指控的诸侯王接到朝廷的征召令后，通常不会从命。因为此令一出，即意味着帝心已移，当事人纵然清白，奉召赴长安，也无把握可以洗刷嫌疑，无异羊入虎口。此时，他们往往会从二个选项里择一而从：一、托病不出；二、树起反旗。但无论如何都将面临中央的讨伐。孝文帝此番下诏，想必也已经做好了出兵的准备。三年前，他就曾果断出兵，迅速敉平了济北王刘兴居的叛乱，对制压诸侯已有足够经验。
然而，淮南王刘长到底胆色过人，接到御命后，竟毅然入朝。
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太史公行文至此，笔法陡然一变。关于刘长一案始末，他并不叙述，而代之以对当日朝臣奏议和孝文帝相应批复文本的长篇摘录。仿佛是说，读之，则“其义自见”。
群臣奏议中一一列举了刘长的罪状，除交通匈奴和闽越，勾结柴奇谋反外，主要就是讲他如何自作威福，无视中央权威，使淮南国差不多变成了独立王国，结论是“其罪当诛”。而孝文帝仍一如既往地宽宏大量，再三驳回群臣对刘长的死刑要求，最后决定对其革爵免死，没收封地并流放蜀郡；他还很细心地规定，刘长以后可以享受“姬妾十人从居”和“每日肉五斤、酒二斗”的生活待遇。
不过，细览刘长所谓“反状”，疑问不少：
一、谋反自当“密谋”，但刘长竟然派出“七十人”的庞大团队与柴奇接头，这是唯恐旁人不知吗？
二、以区区四十乘輂车就想成事，近乎笑谈；
三、东联闽越，北结匈奴，以谋反来说，诚然是宏大的构想。但与刘长那些藐视朝廷权威的行为相比，判决书里对此事的描述明显缺乏细节。
最关键的是，对于此案，我们从头到底见到的只是孝文帝一方的说法。刘长呢，申辩也好，认罪也罢，史书里竟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及。想当初，刘长格杀审食其后伏阙自白，是那样振振有词，实系无理也要取闹的人，他被控谋反，原不该如此默然以对。但此亦无足为怪，与古往今来的无数桩类似事件一样，史书里的这种留白，总不过是政治斗争胜利者笔削后的结果。
依我之见，刘长妄自尊大，骄奢僭越，在自己的淮南国里时不时过过皇帝瘾，或确有之，罪其“不敬”可也。但其于朝野侧目下，慨然应召入关，已明己之不反。罪其“谋反”，当为诬妄。
对刘长的制裁显然过苛。当时就有大臣如袁盎者，向孝文帝提出谏言：“上素骄淮南王，弗为置严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为人刚，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雾露病死，陛下为有杀弟之名，奈何！”所谓“逢雾露病死”，是“暴死”的一种隐晦说法。
孝文帝解释说，他只是想让刘长吃点苦头，很快就会赦免他。
然而，地方官吏未闻此御言，在押送刘长的辎车经过自己的辖区时，都不敢打开囚车的封门。刘长悲愤抑郁之下，对侍者说：“谁谓乃公勇者？吾安能勇！吾以骄故不闻吾过至此。人生一世间，安能邑邑如此！”于是他不食而死（绝食乎？乏食乎？）。至雍县（今陕西凤翔县南），雍令发封，才将其死讯报告朝廷。
史言孝文帝闻讯后懊悔不迭，哭甚悲，对袁盎说：“吾不听公言，卒亡淮南王。”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袁盎请皇帝节哀。皇帝继而请教袁盎关于善后的意见。袁盎却把话讲得很重：“独斩丞相、御史以谢天下乃可！”意思是，刘长不明不白地死了，不斩丞相、御史大夫这样的大臣，不足以塞天下人汹汹之口。
只是，孝文帝这回还是没有听从袁盎之言。他令有司逮考诸县传送刘长却不发封供应食物的地方官吏，全部处死，并以列侯礼葬刘长于雍，置守冢三十户。刘长有子四人，此时俱未成年，皆获封侯爵。但其淮南国故地却未予发还，一时成为了皇帝的直辖领。
这番处置，果然无法杜绝世人的讥议。孝文十二年，民间有人传唱歌谣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唱的就是孝文、刘长兄弟之事。皇帝闻之，叹息道：“尧舜放逐自己的家人，周公杀死管叔、蔡叔，天下人都称赞他们贤明。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不因私情而损害公益。天下人这样议论我，难道认为我是贪图淮南王的封地吗？”于是，他徙城阳王刘喜王淮南故地，而追谥刘长为淮南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四年后，他又将刘喜迁回了城阳国，把淮南国一分为三，分授刘长在世的三个儿子，算是终于了结了此案。
城阳景王刘章每自号“将种”，观刘长的性格与行事，庶几近焉。孝文时，高祖诸子存世者，唯其与刘长。但二人不能相容，以至于一枯一荣，亦为帝王家的一出悲剧。孝文帝应该确无杀刘长之心，借大案令这个桀骜不驯的弟弟臣服，更有利于伸张自己的权威。不成想，底下人希旨顺意，刘长又刚烈异常，终酿悲剧，使辉煌灿烂的“文景之治”蒙上了一层阴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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