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证据说，特别适合历史阅读。多重阅读的意义，在于认知，也在于拓展，更在于思辨和从疑。作为一部纪实片，取舍的功夫的最终的呈现，其实正是反映主创的历史观和主流倾向。这也是多年来历史阅读的一点感受。
《BBC英国史》封面
二、浅酌
《BBC英国史》，是一部英国公司制作的国史纪实，2002年出品。英国，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看似遥远却又近在眼前的国家和民族。相比其他"外国”，只要略知近代史，放眼全球化，个中原因，不言自明。
一是宫廷政治。英国的宫廷政治史，可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王朝政治史之一，也可能是最血腥的，又最复杂和最跌宕的，也或许只有罗马帝国或奥斯曼土耳其可以相比。但是，其中最大的不同又在于，这些王朝都消失了，但英国的王朝依然存于世。而中国的帝王史，宫廷血腥当然是这个世界历史上的特例，但与英国又有许多不同，中国有太监，中国太多改朝换代，中国时常在清算或否定前朝。
亨利八世的故事一箩筐
回到英国宫廷的议论，故事曲折，复杂纷繁，仅就英国史上都铎王朝的最后二君：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中间的过渡人物是小插曲），它与中国史的差异之处，更在于夹杂了与欧洲大陆非常复杂的联姻和宗教改革带来的纷争。仅以凯特琳皇后（亨利八世的第一任皇后）的侄子为例，他不仅是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他还是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国王或大公。害得你每次要讲清王位更迭，都必须查资料，或者上百度，课前甚至要在心中反复描绘“树状图”。
伊丽莎白一世“嫁”了国家
二是宗教改革。片中特别提到了印刷术和文字对宗教改革的作用，实际解读了许多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讲不清楚的教材结论：宗教改革有利于民族意识觉醒，中国传过来的印刷术有利于欧洲文化传播。中世纪所有欧洲人信仰基督，方式是通过教会和神职人员的仪式，依赖的是神职人员宣讲的《圣经》，注意这是拉丁文的《圣经》。
《圣经》
但是，所有改革中的“新教”的一个宗教界人士们，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将拉丁文的《圣经》改写或“翻译”成本地（国）语言的《圣经》。所以，德意志历史上的马丁·路德是一个宗教改革家，同时还是一位语言学家，是德意志语言的重要创始人。英国的英语的规范化，也是发端于此一时期的相似举措。《圣经》，是欧洲几千年中最重要的著作，改写当然是最严格认真的行为——更何况是宗教行为，流行后世的当然更是官方民族语言最通行和标准的语言版本。这显然也就是一种确立，又是颠覆，于宗教信仰方式，于语言作为一种传播或交流的工具，都是如此。确立难，确立民族语言、民族意识、民族权力意识。颠覆的决绝，颠覆传统，颠覆惯性，颠覆教皇权威和教会体系。
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好比中国古代的家国一体一样，概莫能外。有句名言说：你可以不理政治，但一切政治都与你有关。在中世纪的欧洲、包括英国，必须改写成这样：你必须关心宗教，而且宗教的一切都与你的一切有关！同时，也必须说明的事，当时的印刷术和造纸技术处于初始的时期。
三是英国统一。古老的英国，有四个地区，分别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四处原本各有归属。处于英国史纵向影响力指标最高的都铎王朝，其历史贡献虽不在于完成了统一，却是通过血腥的宫廷政治、残酷的战争行为、重商的经济政策，朝此一方向努力和迈进。英国的统一之路，是一条极为漫长的道路，客观地讲，至今也没有实现。在统一的艰辛路程中，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统一、或说是融合和共主，又最为复杂，但是最终是通过政治的联姻和复杂的王朝更迭，帮了大忙。
四是契约精神。这是欧洲史给人类社会提供的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欧洲、或是西方的契约传统，应该可以说源于宗教。《圣经》，分《旧约》和《新约》两部，犹太教承认第一部，基督教两部都认可。所谓《旧约》，其实就是人类与耶和华的关于世界末日的约定，而《新约》则是人类与耶稣基督关于末日审判的约定。
《大宪章》
1215年的《大宪章》，是一个转折点，限制王权的转折点，此后这种争夺和契约的旧话重提，各样事件一发不可收拾。要旨主要这些方面：征税必须是议会同意，议会有权召集会议等等。观纪实片，每每发生冲突，或宫廷中，或朝野间，或国际上，都要法理和契约挺在前面，文本拿在手上，任何的结果，都是文本确立和固定。标志性的大事件是，《权利法案》的颁布，与威廉、玛丽登基仪式同时进行。由此想起来，历史上中国的王权和欧洲、包括英国的王权概念有很多的不同。例如，中国的王权，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信仰，是“普天之下”和“率土之滨”的最高权力者，而欧洲、包括英国的王权，往往面临来自贵族集团的牵制，多数时候有教会势力的制衡，时不时也受到欧洲其他王室的影响和干预。
签署《权利法案》
五是平等意识。平等，从来都是一个人类的理想，有地远在天边，有时近在眼前，无论崇高或朴素，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来没有绝对地实现过，也从来没有让人们遗忘过。远古，是上帝（造物主、神）面前人人平等，近代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间，经历的其实是同一等级人之间争平等。下层对于上层的平等争取，其实也只是下层一直在争取，也一直都没有实现。历史的进程中，在物质进步、技术革新和人类启蒙的反思的文明进程中，渐趋获得进展，例如：工业革命创造新的生产力提供了新生阶层平等机会；战争客观上创造了女性争取平等的机会；技术变革解放劳动力的同时也加速人类平等追求的步伐。平等与经济能力相关，这在西方是明确的，纳税是权力分享的前提，从雅典到今天的获取选票的税务申报，都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英国革命期间平等派李尔本的理想非常的超前。之所以不能说《权利法案》是宪法，那也是因为它没有完整和清晰地规定各类人群的各项基本权力。无论纵观，还是横观，历史进程中任何权力的实现进程都是漫长而复杂的。英国从专制到宪政经历五百年，才取得了基本的上层的权力分享。只能说是在工业革命后，也就是以1832年为标志，所谓上层和中产才获得了相对的权力。一步一步地来，普选权、妇女权等，渐次地，都是要通过艰辛的争取和斗争。还是那句话，权力从来都不是给予的，而是争取到的。因为有一个基本常识，凡可给予的，都可以收回。中国的专制历史比英国久远多了，肇始于秦，动摇于清，结束专制思想和专制制度的进程，自然要更为漫长些，着急也无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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