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会享受人生的人，必然在生活的动与静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正如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对理想人物的描述：应属一半有名，一半无名；懒惰中带用功，在用功中偷懒；穷不至于穷到付不出房租，富也不至于富到完全不做工，或是可以称心如意地自助朋友；钢琴也会弹，可是不十分高明，只可弹给知己朋友听听，而最大的用处还是给自己消遣；古玩也收藏一点，可是只够摆满屋里的壁炉架；书也读读，可是不很用功；学士颇广博，可是不成为任何专家；文章也写写，可是寄去的稿件一半被录用一半退回——总之而已，我相信，这种中等阶级生活是中国人所发现最理想的生活。这种接近人情的哲学往往最能体现人精神的快乐。半藏半显的环境并非会使国人毫无斗志，勤勉的血液渗透中国，这仅在于减低紧张生活，同时在天灾人祸的时候引导人们去信仰自然规律和正义。
如此一来，不免谈到将这种特质发挥极致的陶渊明。他的心灵可以说是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他内心一丝的冲突，他的生活像他的诗一般自然冲和。他爱好人生但不过度，能够察觉到尘世间成功与失败的空虚，能够生活于超越人生与脱离人生的环境里而不仇视人生。也许有人认为他是逃避主义者，其实不然。他要逃避的仅是政治，而非生活本身。他是爱生活的。在他的眼中，他的妻儿太真实了，他的花园，那些伸进他庭院的枝桠，他所抚摸的枯松，这都太可爱了。他仅是一个近情近理的人，所以他要周旋于周遭的景物之间。他就是这样爱好人生的，由种种积极的、合理的人生态度，去获得他特有的能产生和谐的一种感觉。这种生活的和谐便产生了伟大的诗歌。他为尘世所生，而又属于尘世。所以他不是逃避人生，而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仗而芸耔”。所以，结果是和谐，不是叛逆。
人生世上，他的问题不是那什么做目的或怎样去实现这目的，而是怎样去应付此生，怎样去消遣这几十年天赐的光阴。他应该把生活加以调整，在生活中获得最大的快乐，这个问题跟如何去享受周末那一天的快乐一样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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