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3
地点：龙华迎宾馆
主持人：许春樵
发言嘉宾：吉洪武 胡弦 沈苇 郁邦 何冰凌 张秀忠 陈先发
记录人：张丽
一、开场白。许春樵：1.三曹文化的地理优势；2.介绍参会人员；
二、 8分钟专题片。
三、亳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吉洪武致辞：亳州的概貌，历史文化；文化节举办的意义。
（许春樵小结：建安文学的定位，为什么叫“建安风骨”，雅的文学创作，建安文学的最大特征是阳刚气……）
论坛的具体内容：
胡弦： 一个诗人他创作的东西到底要表现什么，就像鲁迅说过的一句话，建安风骨是属于一个自觉的时代，彰显了文学的作用。就像目前我们对诗歌的认识。多少年来我们都在强化诗歌是无用的。其实任何一首诗都是在坎坷前行。我们现在在亳州的采风，“风”其实就是《诗经》里的国风。……在古代的历史变化中，无形地知识化了，成为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构建一个时代的文化，或者说是知识化。成为知识、成为文化才能奠定文学的气象，才能达到文学的要求。这是文学上升到文化的层面。谈论建安风骨，主要在于文学的层面。只有缺少才华的人才会抓住技巧不放。诗歌本身是技巧之上的东西，只有如此才能勾勒出时代的精神气象。我们对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象的了解，是通过诗歌来进一步理解的。曹操的诗上升到很高的文化层面，具有史实性，精神上的高级性。建安时代还是比较动荡的，与现实不同，就是文风，清新的、刚健的。这也体现了社会性。如曹操的诗，在诗中阐述他的理想社会。名篇构成了一个精神气象。曹操的诗朴实苍凉，曹丕的诗细腻婉约，曹植兼而有之。一个时代高端的文学形式构成了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上升到文化层面，后人在回望，很清晰地构建了的时代精神。如《诗经》等都建立了它的时代精神。上升到文化层面，才有可能给知识化。
许春樵： 胡弦的发言，很重要的观点是建安文学不仅是文学，还是文化。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面貌，是政治文化、个人精神到家国情怀……
沈苇： 鲁迅一百年前的那篇著名的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仿照这一篇演讲，我想更名为《魏晋风骨及亳州药及酒之关系》，因为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从商代到老庄、到建安是真正的文章之乡，文章之邦。亳州的酒，亳州的药还在散发着建安的文化气息。我此次采风针对文字砖我还写了一首小诗发了朋友圈：“请不相思/请不相见/当奈何/努力反复歌咏/忧愁烦苦当奈何/……”（因为是录音，可能有录入的错误）
建安文学具有清俊、通透、华丽、壮大的特点（鲁迅评），是一种真正抒情的纯文学，真善美的开启。就砖上的哀辞和悲叹来说，建安诗学给我们的有三个启示：一是建安诗学完成了乐府诗歌向文人诗歌的转变，成为历史上文人诗写作的第一个高潮。二是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并重；三是把自我融入大时代里。
《建安诗学与时代精神》（原稿）：
来到亳州，来到谯城，百年前鲁迅那篇著名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似乎可以更名为《魏晋风度及亳州与药及酒之关系》了，因为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历史人文积淀深厚的亳州，是真正的文章之乡、文化之邦，而亳州的药和酒，仿佛还在散发魏晋时代、建安时期的气息，我们耳畔好像仍在回响曹孟德慷慨悲凉的 吟诵：“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蓬莱文章建安骨。建安诗歌，风姿独异，成就卓然，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三曹”“七子”在诗歌史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和意义——上承汉乐府、《古诗十九首》，下启“竹林七贤”、阮籍和陶潜（两座高峰）、玄言与山水……乃至久远，乃至当代。建安风骨（汉魏风骨）也是一种“气骨”，“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的观点，一部中国最早的文学理论著作。“气韵生动”与“骨法用笔”都是建安写作的本质追求，鲁迅将建安诗人的风格特征精辟地归纳为八个字：清峻、通脱、华丽、壮大。
鲁迅还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有“文的自觉”，便有“人的觉醒”，反之亦然，李泽厚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秦诸家重新为人们探究、认识，“一种真正思辨、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两者构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飞跃，意识形态开创出“真善美的新时期”，这就是“人的觉醒”（见李泽厚《美的历程》）。因此，“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是建安文学、建安诗学给予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启示，也是一种提前实现了的“现代性”和“时代精神”。
那么，建安诗学给予我们的第二个重要启示就是：时代特征和个性特征并重，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文学个性。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啊，战争、动荡、离乱、灾变、血光……送上刑场的名士不计其数，诗人们表面上潇洒飘逸，骨子里却隐藏深深的忧惧和不安，思想情感处于剧烈撕扯、冲突、背反的矛盾复杂状态（在表现内心之挣扎和搏斗方面，建安之后“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是最为深刻的，“盛衰在须臾”“繁华有憔悴”“膏火自煎熬”……前人评价“读籍诗者，其知忧患呼！”），诗和酒和药一样，成为三种解脱和救赎，诗当然是第一位的。生死和无常成为反复吟咏的主题。建安诗歌在总体风貌上是“哀伤痛楚”和“慷慨多气”的交融，具有一种哀而不伤的内在气质和从现象回归本体的法度，但建安诗人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学个性，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说“曹操古直悲凉，曹丕便娟婉约，曹植文采气骨兼备”，“三曹”如此，“建安七子”亦如此。如此各有千秋、多元并存的写作，构成了建安诗坛的“百花齐放”，确切地说，是凋敝时代的诗歌怒放。
每个时代的写作，都有自己的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虽然千百年来文学的基本主题、诗歌的基本主题不会变，但写作者所面对的现实、时世和境遇是不一样的。今天的诗人，已不折不扣置身于罗杰·加洛蒂所说的“无边现实主义”时代——这是历史、现实、日常、虚拟世界（云时代、也许是伪命题的元宇宙等）的交互并置，那么我们的诗歌如何回应这么一个复杂深广的时代呢？我们需要怎样的一种时代精神呢？在一个“无边现实主义”交互并置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更多的定力、耐心、凝神、虚静、融汇，需要培养自己的综合写作能力、跨文化的胸襟，同时，又能从新旧诗人身上、从中西诗人身上获得写作启示，“母奶”和“狼奶”都要喝一点，有益于强健我们的精神体格，最终能够写出帕斯所说的“汇合的诗”，即“异化的对应物”和“人类社会未来形象的楷模”。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建安诗歌有效继承了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的现实主义传统，具有一种敏锐捕捉嬗变、深刻反映现实的笔力，遒劲、刚健，又瑰丽、丰饶，这是值得我们今天的诗人学习的。这种现实主义传统，使人想起穆旦主张的“写实主义”和“时代意义”。1975年9月9日，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晚年穆旦，在给东方歌舞团青年诗歌爱好者郭保卫的一封信中写到：“……我是特别主张要写出有时代意义的内容。问题是，首先要把自我扩充到时代那么大，然后再写自我，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成了时代的作品”。同年10月30日，他又给郭保卫写信：“过一百年，人们要了解我们时代，光从浪漫主义看不出实情，必须有写实的作品才行。”穆旦是睿智的、先见的，他的写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结合，诞生了中国新诗史上最早、最成熟、也最具中国气派的现代诗。
诗是什么？每个诗人在不同时期可能有不同的回答。我最近的一个回答是：诗是语言的行动和时间的滤器，是布罗茨基说的“道德保险柜”（和“遗传学目标”），自然是人类美善之心和求真之心的保险柜，困厄艰难中一丝希望的保险柜。诗欲何为？反抗虚无——诗，为你抓住虚无中那么一点点光——诗，看上去是“无用之用”，但在反抗虚无、解构虚无的时候，恰恰是“有用之用”。
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建安诗学和时代精神”，既是对古典的回应、对伟大传统的致敬，又具有切身而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的诗歌写作，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文学个性都是缺一不可的。我们需要：在时代性和现代性中寻找、辨认时代精神，在尊重全体、确立自己文学个性中重塑时代精神，在朝向交互并置的“无边现实主义”中拥抱时代精神！
2022年8月31日于浙传科创楼
许春樵： 沈苇谈论了三个方面，是很精准的论述。建安时代的诗歌，是文人创作也是政治家创作。是文人的自觉和觉醒，并融入了哲学的思考，和《诗经》是不一样的。现实主义扩大，再回归到自我，才能具有时代符号。
李云 建安文学，大家对它都有一定的了解。我个人的理解是十六个字：“风骨遒劲，气运浑雄，慷慨悲凉，关切民生”。这是我个人学习的心得体会。三曹也好，七子也好，我认为这大概涵盖了建安文学的大致走向，或者是美学走向和主题内容，那么可以给我们提供的是建安文学和我们当下的时代关系是一种怎样的时代关系。我想就是我对现代诗歌的理解。我讲学习建安文学，存在四个方面，是我们写好当下诗歌的四点。
第一点，建安文学的慷慨雄浑之气。
大家知道建安文学里面更多的是关心家国，不管是曹操的《短歌行》《蒿里行》也好，还是曹丕曹植的作品，包括七子的作品，都是关心家国的。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国家统一是一个大问题，关心国家的命运和走向，这些给建安文学的这些主将，或者是他们这个团队，是毕生的文本反映。那么在这里我想了，为什么要提出来，建安文学到今天，2000年以后，我们要学习建安文学的什么，我们要明确我们当代诗人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我们怎么关心家国。一个作品能让一个时代记住，并成为经典，我想是这个作品，对这个时代、民族、民愿的关注的原因。大家可以看西方文化，例如聂鲁达的，惠特曼的作品，都说明了时代精神的需要。那么中国在每个时代，只要是关心家国的，尤其是民族的，都是我们见到的名著里所表达的主题之一。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关心当代的诗人，要建立大的格局、大的品牌、大的自由，就不能老是在我们的小情怀小情调里面去做。中国当代的诗歌诗坛涌现出来的诗歌，当然90%以上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或者是能够从中选出能以后流传下来的东西。但是也不可讳言地说，中国现在当下的诗歌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那么是什么问题？就是有些诗人的诗歌反映我们的国家命运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诗歌的诗品就低了。这是很不好的现象。他们总是在自己的小情怀里去写，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时代的发展，不关心整个祖国的利益，却更多是关心自己，关心自己的情感的生活和自己的每一点过错的那种情感的东西，这就是他无限地放大了自己，这是当下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有幸我做了几年的编辑。在大量的来稿中间，有大量的反应小情调，小情怀，小格局，小世界的，这些都只是一种湿热的癌症或者是病灶，如果我们不能够用建安文学的这种关心家国、民族的这种创作，来纠正我们的创作，我觉得写出好的作品不容易。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学习建安文学的清俊端正之气。
那么清俊端庄之气，是在建安文学里的文本里，包括曹操的100多篇的散文，都大量地产生了这样的作品。那么我们现在的作品，有少数思想充满着一种精美的自己或灰暗的事情和沮丧的自己，仿佛这个世界已经走到了世界末日，仿佛这个星球马上爆炸一样，一种绝望的感觉，在这种文本，这种情绪里，充斥于中国诗坛，这是要不得的。
第三，我们学习建安文学的文风求实之气。
现在中国诗坛上的诗歌出现了一种虚浮现象，一种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现代人，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个体情感的变化，这种东西少。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沮丧、灰暗，这也弊端。
就是学习它的开拓创新之气。我们都知道建安文学五言诗是一个发展。七言诗是在建安文学上产生的，它打破了儒家的这种文学观念，突破了骈体文，这是建安文学对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贡献。那么建安文学的传递的是什么，他们敢于在文体上改变。从五言到七言仿佛是字数上的增加，实际上是打破了一个文体的新的表现形式。所以我认为我们从建安文学里面，我们学的是气。我们要警惕四个方面，警惕我们的创作，立意不深；警惕我们的创作只在小情调，小小格局里面，去写点小小的感觉，我们要有大的思维，要有正义感。在这个新时代，习总书记在文联明确了我们要进入了新时代文学创作时期，那么我们当下的诗人怎么去写更多为这个时代讴歌的内容呢，我想回头，我们还是去看看我们的建安文学。从建安文学里面，可能在这个势气上的存在的四个方面，教会我们怎么继承，怎么发扬。这就是我从建安文学上对我个体而言，得到的创作启发，或者是一个深思。
许春樵：建安时代的诗歌，是文人创作也是政治家创作。是文人的自觉和觉醒，并融入了哲学的思考，和《诗经》是不一样的。现实主义扩大，再回归到自我，才能具有时代符号。
我们怎样去讴歌时代，多看建安文学，继承与发扬。
郁邦： 谈建安文学先锋诗歌与时代精神——
建安文学是指三曹和建安七子与蔡琰的文学创作。鲁迅先生称之为清俊、通透、华丽、壮大，建安文学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李太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评论，我想，建安风骨就是建安文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这些代表性作家，凝望并把握了自己的时代。我认为建安文学其主要的成绩是在诗歌上，他们也充分的汲取了汉乐府民歌活泼的生命力，把直抒胸臆的感染力丰富的情感与高超的修辞达到了最完美的融合。既是辽远壮阔的慷慨之歌，又抵达了崭新审美途径的时代之诗。建安文学是个人保持文明态度的文人创作，我认为这个《古诗十九首》的质朴与富有活力的表达，为开启建安文学，提供了真诚而且切实的方法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建安文学是阔大而又蓬勃的，是洋溢着沸腾生命力的。
建安诗歌特别是曹操与曹植的诗歌，用其自身的美与力量讲述与呈现了现实。这就是他们出色的原因。作家的活动改变了我们对过去的态度，也必将改变将来。是的，当我们来到大唐的时候，杜甫深深地吸引了我们。杜甫深深地切入了他的时代。他的一生，他的诗歌写作都为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写下了最为激荡的注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从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上看，杜甫的写作创造了他的先驱。建安文学作家们的诗歌精神，在历史的迷雾中，诗人们完成了属于他们一代人的表达。建安时期以三曹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诗歌，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鲜明诗歌，具有鲜明的个人化的风格化特征，其实我们从先锋的诗歌中可以找到一种历史性的表述愿望，是以春秋代序，先入为本的时间线上，先锋只不过是找到了一个抢跑的位置，他并不是证明文学的先进性与进化性。任何一位真正的创造性诗人，必然都会成为自己的先锋派，在他自己的成长历程中，他会不停地走在自己的前面，自己的侧面，甚至是自己的反面。他是自我的革命者，他从自身内部产生出他自己的反对派，在不同阶段分裂出一个一个的先锋派。另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先锋的特质也是属于作家自身成长的秘密存在。我们必须意识到自我与时代的存在关系。尼采在《不合时宜的考察》中说，我们周围历史的热力受损耗，而我们至少应该对它有所意识。然而，感知与把握自己的时代有什么，它们是一条道路。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顺应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的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也正因为这种情况，通过这种断裂时代的错位，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地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因此，同时代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情义，复制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使人们自觉地寻找自己和时代的合理的距离和位置。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我觉得这大概就是我们诗人今天主要谈论的建安文学与时代精神。
许春樵：建安文学是沉浸于时代，又超越时代的。建安文学是个性化的文学创作，诗人与时代精神的和解关系非常好。
何冰凌： 我对建安风骨的几点想法，与大家交流一下，首先是因为曹操，我感觉他是一个被言论遮蔽的这么一个人，尤其是我们之前就已经读了他的诗。因为要讲曹操，今天又去参观，去采风，然后又不断地去接近曹操，就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偶像气质的人。如果在今天绝对是一个重量级的，当红的偶像大咖级的人物，是个全才智的人物。他的书法、音乐，围棋，还有蹴鞠，都是绝了。在这个南征北战的戎马之际，依然能够文武并施，熟读史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卷，很了不起。而且这个人还求贤若渴，把文人都揽在自己麾下，形成了一个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以及以孔融为代表的七子，这样一个文人集团，我们今天看到了建安文学以及这个文人集团，我们也是有感慨的。三曹父子和其他的文人一道开创了建安文学的局面，尤其是曹操，我今天想讲的就是曹操诗歌的三个特点。
第一个是这个建安诗学的抒情性和创造力。建安诗歌？在诗歌中是大胆出奇，勇于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的。他们以前所未有的这种创造性，包括文体上的创造创新，为文人诗歌全盛奠定了基础。他们用优美的词藻创造新诗，就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开辟了五言诗的发展道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而且确立了建安风骨，或者叫魏晋风骨，这样一个诗歌的美学典范，为中国诗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他的作品其实也是继承前人的结果，比如说前面的汉乐府的这样一个诗歌，比如说民歌，比如说乐府的主题，用古体写时事，旧体新用，描写社会现实，含有慷慨之气，为已经僵化了的四言诗，注入活力。所以说，建安诗学不仅是创作上的开风气之先，而且是通过文学的倡导，来为国家做贡献。我们上午去看了文字砖，被砖上那些文字所震撼，我感觉站在对面是在跟古代人对话，感觉到他们这种抒情类的诗性。我们是在跟那个远古的气息是在回应的，这是我的第一个感觉，
第二感觉，建安诗歌，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写作。敢于哀乐，源事而发。他们的诗歌都是以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支撑，乐府民歌现实主义精神，真实而广泛地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苦难，展示了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比如《苦寒行》和《蒿里行》中的那些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等。
第三点，我感觉就是建安诗歌着力在展现自己。这块意味是比较好的就是注重在诗中刻画自我形象，形成一种独特的个性美和一种气韵天成的自然美。我们讲曹操风骨，这个风骨的风不是风雪的风，而是一种生命，一种情感、思想、人格。它的内在因素形成的一种精神面貌在作品上的体现。无论是这种抒发这种豪迈的情怀，还是表现自己的雄心壮志，还是思贤，都有一种激荡灵魂的力量。刚刚在资料中也提到了：提前实现了现代性。比如像我们熟知的《短歌行》以及《观沧海》中就能感觉到，曹操的胸怀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能容纳万物。比如“人生几何”“对酒当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都是把日月、大海、星辰，都放进自己心中了，胸怀天下，他就是反映了时代精神。其实我们要学习，要挖掘这种曹魏的这种文化资源，魏晋的这种诗学，建安的风骨，到我们今天的写诗也要有这种吸收。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总书记在多次的系列讲话中讲到了的文艺和时代的关系，讲到了“歌诗合为时而著。文章合为事而作”。讲到了我们这个当代文学，要体现时代之变。我们的现代诗作，也就是像李老师提出来的，要做到精神明亮、通俗。
许春樵：风骨，即精神的骨，是大胆的抒情，和对现实高度的切入；另一个是审美的骨，毫无保留地有穿透力地把它表现出来。
张秀忠：
曹操，也是我国历史上主要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诗人，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不但是当时的政治领袖，更是文坛领袖和建安文学的倡导者，实践者，开创了建安文学的这个时代。使建安文学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繁荣时期。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和艺术魅力和巨大创造力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点，这也是我们亳州的荣耀，是独特的文化资源优势。它的影响，尤其是一代伟人毛主席，对建安文学极为推崇。
毛主席诗词当中的浪漫与豪迈，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建安文学的继承和发扬。比如说曹操在《观沧海》中，他与毛主席有“直接”的对话。观沧海说“东临碣石，以贯沧海，水何澹澹……”。毛主席1954年在畅游北戴河之后，接了《浪淘沙》……这个跨越千年里，两个人在同一个地点说了相似的问题，可以说是两位历史伟人的历史对话，展现了他们广阔的情怀、深深的思考，也是内心的情怀、诗歌的情怀、文学的情怀和丰富情感，所以这是两个跨越千年的歌咏。
……
陈先发： 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对非常具传奇色彩也很有可比性的文化符号，那就是我们安徽亳州的三曹父子和四川眉山的三苏父子，很有可比性。这个三曹父子是父强子弱，三苏父子是父弱子强。世界文化史上非常罕见，而且我觉得三曹和三苏当中的核心人物，在他们的精神面貌和他们的文章气象上有很大的相似性。
读曹孟德的《观沧海》，大家再去读一下苏轼的《前赤壁赋》，你看其中的气象是不是有一些象，而且苏轼的《前赤壁赋》里有一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呼？”在这里面，我觉得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精神上的统一。而且曹孟德和苏轼他们两个人的命运，如果要对比一下，这也非常有意义的。两个人都怀有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参与社会变革的勇气，但曹操一生功德很圆满。那么苏东坡的命运如何呢？他一辈子在政治斗争中，是走的失败史。乌台诗案他就关进去了，让他变得很沮丧，然后被贬到黄州。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我没有考证，因为有两个说法，一说他的这首诗是：“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也有人说他的最后一首诗是《庐山烟雨》：“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也许就是他的一生的写照。苏轼的一生和曹孟德的一生，我觉得都是投身于巨大的社会变革，投身于巨大的文学变革的一生。
三苏和三曹，我建议，我今天突然想到这个课题，我觉得非常值得做些文章的，他们在世界文化史上也非常罕见，同时我想到另外一个话题，我们面临的诗歌有三个概念：一是文学，二是文化，三是文明。这三个概念，我觉得值得我们每一个写作者去思考。我们亳州的先贤老子、庄子，他们是写作者，也都是经典作家，他们是在什么维度上写作的，他们是在人类文明的维度上写作的。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存着把老子和庄子当作作家或者是儒学家的，他们是在文明的、在人类发展史的底部根部，像一个巨大的树木的根部写作。第二个概念是文化枝叶上的概念，我们文学的写作相当于是枝叶上的写作。但是伟大的作家，他的影响力，我觉得他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的影响力超越了文学的范畴，对我们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形成提供了某种神秘的颜色，也是伟大作家的文化史。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我们的身体都是父母塑造的，但是我们的内心，在我们读到曹操《观沧海》的时候，我们是被这个遥远的伟大的诗人所塑造的，它是塑造我们当代人的雅，这就是文化的影响力，它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我们亳州的历史，在专题片上我看是3700年，但是我今天上午看了一上午景点。看得时间最长的就是运兵道，北宋的，有人告诉我说运兵道墙上的砖有唐砖有宋砖。即使是宋砖也是1000多年，我们亳州的历史，我看纪录片上是3700年，那么我们这1000年之外的东西哪里去了呢？多少亭台楼阁灰飞烟灭，多少金戈铁马销声匿迹，但是文化借助着诗词，甚至是借助今天那个文字砖，能够传播下来。那些窑工，可能它的创作者根本不是文人，他就是那个刷窑的窑工，根据他的当时的心情即兴写下的文字传递来的。所以我们说文化是最有生命力的。它远比亭台楼阁，金戈铁马长久。那么我们过去的诗是写在什么地方？是写在纸上或者绢帛之上，或者很多是刻在竹片上，都是在一些易行之物上，看起来很脆弱，但它的生命力也是最强的。我们一个好的诗人，好的作家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超越了文学的影响力，提供了某种文化的养分。我举个例子。我有一次和一个俄罗斯文学翻译的大家聊天，他说：“在俄罗斯，很多俄罗斯人问我，说你们说的那个李白写的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我们俄罗斯人读起来，觉得非常幼稚。”后来我们讨论了半天得出了结论：是因为那是属于我们民族性的，在每一个中国人的眼里，月亮有乡愁的概念，在俄罗斯人的眼里面没有乡愁的概念，它就是个星球，发光的星球，而我们，月亮赋予每个人相同的概念，乡愁或者是思念。它是一代代的文学传递给我们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实际上都要感谢，像三曹，三苏，他们事实上是我们的精神和内心的塑造者。虽然我们是当代人，他们与我们有着时空上的差异，但是他们参与到了我们内心的轨道，这个塑造的过程还会延续下去的，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不会消失。我觉得这就是文化、文明和文学。这是我谈的第一点感受。
今天，我看大家讲到了一个核心的话题，就是写作与和时代的关系。清代的大画家石涛说，笔墨当随时代。我用另外一个角度说，我们每个人的写作，事实上我觉得都是在建立双重的对话关系。
第一种对话关系是人和自然的对话关系。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学和中国思想，中国哲学是最善于从自然当中形成启示的。中国人的第一本经书是《易经》，易经的第一句是什么？“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第一个“天”代表的是什么？是天地。你看老子和庄子的，看曹操的《观沧海》，他也是以沧海为名，发表个人的情怀。中国人是最善于从自然当中寻找启示。这个世界上其他语种的大作家也是一样，歌德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一个作家如果你觉得自己枯竭了，你就要到自然当中去寻找启示。我们的唐诗宋词充满了个人和自然的对话，我们的《古诗十九首》里面“鱼戏莲叶东……”，是人和自然的一种内心的游戏对话。
第二种对话关系，就是人与时代的对话。每个人的生存和生活，它都不是悬浮的，不是悬空的，它都必须和它的时代发生深刻的联系。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没有安史之乱，也就没有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杜甫。杜甫的丰富性和他的伟大会大打折扣。而如果没有杜甫的“三离三别”那些东西，我们现在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安史之乱这个词，就是一个干巴巴的史学的概念，它是没有血肉、没有鲜活现场的，我们的文学必须要为历史提供一种有血有肉的鲜活的现场。让历史是永远活着的，这是文学最本质的功能之一，这个就涉及到人对他所处在的时代的抒发和描写。每一个时代的重大事件，它对一个写作者来说，首先应该是发生在那个写作者个人体内的事件，因是体内的事件，他才能够把它完整地鲜活地表达出来，我们所在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丰富性，超越我们历史任何一个时代，但是我一直觉得有遗憾，我们这一代作家，诗人还是缺少那种强烈的时代意识。这个时代的丰富性，远远没有在我们的笔下得到最为充分的表达。有些作品的描写，和这个时代缺少一种深刻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关系和你简单地把时代景象，通过白描的手法写下来有很大关系，那讲到这儿，我得推荐我们春樵主席的一部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我想我觉得他这个小说里面有一种对我们时代的景象的剥皮似的描写，剥开了表象，让人看到了很多内在的东西。有人类对时代的不安、疑惑甚至是鄙夷等等，他写的是30年前的生活。我觉得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人和时代的对话关系就开始建立起来了。
第三种对话关系，是人和自我的对话关系。这个思想逻辑其实我也不需要讲太多，因为经典的作家太多，卡夫卡的作品就是这典型的人和自我的对话关系，事实上人和自然的对话关系叫见天地；人和社会的时代的对话关系叫见众生；人和自我对话关系是见自身。我觉得这个三界，对每个写作者很重要，作为安徽人，我来亳州也来过了多少次，几个景点也是看过了多少次。说实在话，今天一旦进入了这个三曹父子的文学创作中，所谓的那种健安文人的那种语境，我觉得我内心受到的震撼还是很大的，但是我在想，刚才讲的这种写作的三重对话关系，在曹操的诗歌中都有很大的体现。曹操仅有二十几首诗，恐怕这在世界上是以最少作品赢得最伟大声名的作家诗人之一，世界上还没有哪个伟大的诗人，只有20几首，靠着仅仅20几首诗能够奠定一个文化诗人的身份，是很少的。我昨天讲的，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够享受“公”这个字待遇的只有两个人，这不是我的话，这是顾随先生的话。一个是曹孟德，一个是陶渊明。只有这两个人能够和“公”字这种尊称相匹配。在曹操诗里面，我读他的“……念之断人肠”。虽然很熟悉，但我每次读的时候，内心都有触动。在上午去游览景点现场的时候，再读曹孟德的诗，我觉得我仿佛进入到那种建安时期的环境当中，读他的诗，我读出了这三种对话关系，也是对我写作的一种概述。
第三点讲，今年，在安徽的这个作家诗人包括我们亳州籍的，他们可能都是知道我们安徽省委书记说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引起了社会的热议：要增强和提升安徽文化的认同度和影响力。这个很多人就可能觉得有疑问了。安徽文化，有老庄，有三曹，怎么还存在一个文化的认同度的问题呢？大家看安徽的文化。安徽是1667年和江苏分开了，分开以后，安徽就自然地形成了三大文化板块。淮河文化板块：老庄、三曹，管仲代表的一批，这个主要是在唐宋以前；皖中文化板块，就是江淮丘陵地区的文化，基本上就是合肥一带；然后是皖南的，徽州的文化，徽文化版块基本上是在明清时期。安徽这个三大文化板块自然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心的一部分。随着这个时间维度向南移的，因为在唐宋的时候，我们这一代的核心，大家知道我们的亳州、阜阳就是非常富饶和文化非常昌明的地方。苏轼有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很能说明问题。苏轼在颍州就是阜阳、亳州这一带当过太守。在杭州也当过太守。杭州有西湖，颍州也有西湖。苏轼在诗中也提到苏州与颍州、亳州谁雌雄的问题，这个杭州和颍州、阜阳、亳州这一带，谁更胜一筹。苏杭自古是人间天堂，你和它去比较谁雌谁雄的问题，那说明我们的颍州文化的发展是非常好的。在外提到安徽文化的时候。不是说我们安徽文化是板块，缺少内涵，不是的。而是缺少一个提炼之后的统一鲜明的文化符号。省委主要领导提出这个课题以后，自然也引起了全社会对文化的一个高度关注和对文化品牌的一次再塑造行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我们亳州这次把曹操文化项目发展起来，让我们淮河文化的名声有所发扬，事实上还没有得到她应该享有的地位。我说的是三曹文学、文化、文明史上的地位，我觉得不比三苏差。但是你要想在文化传播上、在文化品牌的塑造上，恐怕和三苏的距离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我觉得办亳州曹操文化节这个头开得很好。昨天我跟我们韩部长建议，我说我们皖北非常需要挖掘，深入挖掘，多维度地深入挖掘我们这种丰富的艺术文化体验，打造出一种在本时代具有活力的文化品牌，而且要持续地打造。曹操诗歌节，办一届，我们这些人坐在一块谈谈建安文学，那是产生不了恒久的影响力的，只有靠不断地挖掘它的内涵，然后吸引一批一批的三曹文学的爱好者，研究者到亳州来，我们这个品牌才能不断地越走越远。
今天听到大家的发言，我是非常有启发，尤其秀忠局长，把我们在三曹文化开发的情况给我们讲了一讲，然后胡主席讲得也很有启发。我也代表安徽省文联，希望我们今年初创的这个文化品牌能够越擦越亮，越走越远。也希望我们的这些诗人，作家能够有更多的文学精品，来为我们曹操诗歌节这个品牌注入新的时代性强的内容，让我们的这个品牌爆发出更大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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