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信息甄别；
新媒体作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其虚拟性、交互性、匿名性、开放性等特性，导致社会事件在传播上的矛盾对立。网上行为理性与非理性倾向相互交织，形成了多种舆论杂合形态。由于新媒体的技术特性，目前发布信息不需经过严格的审核与核实，这就导致通过网络传播的消息内容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公众面对网络上大量的舆情信息感到困惑、迷惘，造成人们是非观念模糊，舆论导向的控制力减弱，给舆论引导工作增添了难度。
2、利益诉求；
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同时，由于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各种利益诉求和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矛盾纠缠在一起，社会管理者对敏感问题处置稍有不当，就有可能通过网络等新媒体造成大范围的负面影响。
3、社会情绪；
舆情事件传播的速度、规模和方式，不仅取决于事件的社会背景和性质，还与网民群体的认知态度、价值观念、社会心理密切相关。政府部门对社会情绪的安抚和正面回应，已经成为政府引导舆论，有效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一些公共事件中，部分群体本来就对社会或单位存在着对抗情绪，他们通过网络发布的偏激、情绪化甚至是煽动性的言论很容易受到关注，引起众多有关因素的卷入，使社会舆情复杂并且难以控制，成为舆论关注的难点，引导处置难度加大。
4、治理理念；
相对开放的舆论格局，使各级党委、政府面临较之以前更为严峻的考验。在一些地方，一些党员领导干部面对舆论格局的新变化，显得很不适应，舆论引导能力明显不足，凸显出执政能力中的“短板”。有些地方政府习惯用排斥社会参与的权力机制，来解决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政府公共治理的理念和技巧还严重滞后。在舆情演变的过程中，各种价值理念、思想意识、道德观念自由自主、快速无序传播，不仅造成舆论溯源困难，还导致网络事件的变异，给社会管理带来极大的困扰。
5、引导方法；
面对各类突发事件，一些社会管理者满足于立竿见影的治标功夫，疏于或懒于从治本方面进行“活血化瘀”的疏导，在化解各种显性或隐性的不稳定因素方面存在本末倒置现象。部分领导舆情意识和能力欠缺，对社会舆论中的民声、民意、民智缺乏应有的尊重和敬畏，满足于对公众进行生硬的灌输式传播。以什么标准对近年来网络突发事件进行性质界定，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网络突发事件产生机制及传播模式，如何正确地、有效地引领社会舆论，变得难度更大。
6、联动机制；
伴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舆论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公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多元信息的制造者与参与者，话语权和发布权的下移使受众也具备了自我议程设置的能力。部分领导在如何构建中央与地方、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动机制方面思维僵化，对媒体联动机制缺乏全面的、辩证的认知，不知道怎样把握网络监督的“度”，也不清楚如何把握舆论引导、情绪疏导的时机和火候，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发挥新媒体监督功能、作用之间摇摆不定。
7、意识形态；
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反映到社会心理层面，就是人们排斥和怀疑正统思想观念和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反传统、反主流、反权威的价值取向。新媒体以其特有的信息“阻隔”功能和强大的网络语境颠覆性，严峻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
8、政府公信力；
政府的公信力和民众的互信度，是社会健康运行和良性发展的重要资本，这种资本需要长期的互动才能累积起来。与传统媒介生态下的舆论监督不同，网络舆论生态因新媒体的存在而使地方政府的“公关管控”存在巨大的风险，突发事件因危及到民众切身利益，普遍会带来舆论的负面反馈，进而推动民众与政府“不自觉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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