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重来一次，你还会选择去深圳吗?”
我问琼这个问题时，她离开深圳已有两年的时间。
她长叹一口气，边整理思路，边语速缓慢地说：“嗯，会，可能，比当时还要坚决的，你知道，当时刚毕业，其实，心中非常忐忑的，我好像第一次，不是随大流的，我身边的同学没有去深圳的，他们要么读博士，要么留北京，要么回家乡，我好像走的是远的，第一次走那么远，而且是南方……”
“那，后来，为什么离开呢”
“人是会变的，环境也是会变的……”，她开始低头看手机，不再多说。
她现在没有工作，觉得关于现在没什么好谈的。这种时候，我会识趣的保持沉默。
深圳，又称鹏城。这座城，就像庄子《逍遥游》里那个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鸟，在几十年时间里从一个小渔村扶摇直上成为和北上广齐名的一线城市。
香港回归前那一年，京九铁路全线通车。那一年琼九岁。她的父亲骑自行车二十多公里带她去看铁路。母亲怕路上颠簸，在自行车后座上绑了一块厚厚的棉垫……
那时的她怎么会知道，长大后，这条贯穿中国南北的铁路会载她穿过大江大河，平原高山，一路直奔一个叫深圳的地方。
九岁的她只知道，铁路上有火车，火车会开向远方，远方在哪，不知道，对她而已，远方就是远远的空空的地方罢。
琼从十七岁开始，“出去”的脚步一步步迈出，第一站是青岛，四年，随后，北京，2.5年，接着，深圳，6年。现在她已是30+的女人，兜兜转转了一圈。
“其实，挺感谢深圳的，这座城，给了我现在”。她没看我，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常想，生命像是困在无形牢笼中，是复杂的。
我慢慢意识到，曾经在文字里，语言里，习得的非亲身体验的间接经验，很多是片面的，甚至与事实相悖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打破以往认知的界限。
我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世界变了。
琼，从大学走向工作岗位，是千千万万的“工程师”的一员，普普通通的上班族，小员工，他们的世界是怎样的，他们是如何融入大海一样的社会，他们的牢笼是什么，他们的灵魂在何处安放?
他们是被各大城市争抢的“人才”；
他们是“996的工作”的“加班狗”，“程序猿”；
他们是早早的步入“保温杯加枸杞”，“后移的发际线”的年轻人；
他们是［无家感］时常爆表的“空巢青年”；
他们是“被催婚”，“被催娃”的悲催对象；
他们是被“房奴”，“卡奴”，“孩奴”加持的“隐形贫困人口”；
他们是一座城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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