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参考了Brian Resnick的The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 was massively influential. We just learned it was a fraud，Ben Blum的The Lifespan of a Lie，Kelly Servic的‘Generous’ approach to replication confirms many high-profile social science findings，和Sarah Todd的We learned the wrong lesson about self-control from the famous marshmallow test，由于不是心理学专业，此文若有不精准之处还望指正。）
在一些人看来，心理学实验不仅合理性固若金汤，而且似乎总是能够用更加黑暗的角度剖析人性深处的种种罪恶，以至于鸡汤学家们就此教育群众要去遵守这些不可被否认的法则。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斯坦福监狱实验和棉花糖实验，一个讲述了人性在被胁迫的情况下会展现出最兽性的一面，另一个则宣称对于糖果的自我控制力将会从决定生命的走向。迄今为止，这两条教条都成为了亘古绝今的无限真理。
直到现在。
先从头谈谈斯坦福监狱实验所造成的影响吧。人们尝试着用这起实验的结果去解释所有的兽行：从亚美尼亚人大屠杀，再到美莱屠杀，再到卢旺达大屠杀，这些集体几近盲目地对为了“遵守命令”而向平民举起屠刀的惨例似乎只是因为人性中最深的邪恶就被引向了幽冥之中，而成为了一种机构们依靠“人性本恶”躲避责任的盾牌。
美莱屠杀中那张震惊了世界的照片本应产生的影响，被当局用津巴多实验结果中有利于他们的证据一笔带过
自从实验结果于1971年被发表之后，实验的领导者，当时年纪尚轻的菲利普.津巴多就在心理学界被视作一颗巨星。几乎每一本80年代之后编纂的基础心理学教科书都介绍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并且奉之真理。2002年，津巴多还因此当上了美国心理学学会会长，进一步让他的研究成果的可信性凭借自己的身份固若金汤。数十年来，由于对触犯伦理的恐惧和津巴多不可动摇的地位，全世界的心理学实验家们居然一次都没能够原样重复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研究成果。
2018年6月，作家本.布拉姆（Ben Blum）通过长期的调查发现一段之前未被公布的录音，录音中津巴多暗中指使他团队中扮演狱卒的学生们用更加凶狠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囚犯”。以下是这段重见天日的录音中，津巴多的一名直接接受他调遣的“狱卒”大卫.贾菲（David Jaffe），在指责其他的狱卒“还不够凶狠”的全过程。
贾菲：总体上说，你们现在还不够突出。这也有我的责任，当他们在数数（实验中的一部分）的时候我允许你们在外面待着。但是我现在必须让你们行动起来，参与进去。我们要让他们知道每一个狱卒都是狠的那种，现在...
狱卒：我还没那么狠。
贾菲：这样。那么，你就把狠劲都抖搂出来。
狱卒：这，我不知道该怎么样。
贾菲：看，事情是这样的；当我说你要狠的时候就是说你要坚决，你必须得有行动。这对于实验的运作非常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这场实验看起来真的像监狱，这场实验的结果是由狱卒的行为决定的。
这样一段话从本质上违反了津巴多在实验报告中有关于“狱卒”表现全部是通过他们内心的自然表现的部分。不仅如此，在实验评估中，贾菲还如此写道：“我被要求通过自己之前作为性虐狂的经验去建议狱卒的策略...我被要求‘表现出强硬的态度’的责任”。
另一段录音中，针对如何对待“囚犯”，津巴多如此说道：
我们是不能身体上攻击虐待他们的。我们可以创造出无助感。我们可以创造出困惑。我们可以创造出某种程度的恐惧。全权都在我们手里，他们什么也没有。
这场试验中，最被人们铭记深刻的部分莫过于那个被命名为约翰.韦恩（注：好莱坞著名动作片演员）的“狱卒”残暴的表现，和一名“囚犯”“我里面在燃烧”痛苦的呐喊。然而，这些都是假的。在采访中，“韦恩”（真名戴夫.爱舍尔曼 Dave Eshleman）对布拉姆表示自己曾经上过表演课的经验对说服公众对实验的相信程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的那些动作和腔调，说是自然地残酷，还不如说是按照真正的韦恩的电影的模仿。同样在采访中，那名绝望着嘶吼的“囚犯”（真名道格拉斯.科尔皮 Douglas Korpi）也坦然承认自己其实在做一场歇斯底里的戏。
直至今日，自认为自己是“先驱”和“超人”的津巴多，仍然在从他一手炮制的骗局中攫取金钱和名声
一场荒唐戏的背后，只是一个渴求功名的年轻教授，为了触手可及的名望和成功，出卖了自己的科学严谨性，误导了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Walter Mischel）在1990年进行的棉花糖实验，也和斯坦福监狱实验一样，近些年来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评论专栏作者迈克尔.伯恩（Michael Bourne）甚至这样写道：棉花糖实验似乎在将如何成功这一繁琐的社会和心理问题缩减成了“品格决定命运”的古老定理。
最近于心理学学术期刊Psychological Science发表的重复性实验的研究结果得出了令人惊诧的结论。虽然说棉花糖实验中最根本的理论（年轻时期延迟满足的能力和之后的成就之间的相关性）没有被推翻，但是原本的实验中所忽略的一系列条件，包括孩子初期的认知功能，家庭环境和家庭背景和研究对象的样本量都严重影响了实验的结果。当一名孩子来自于较为贫困，或者是父母缺乏高等教育的家庭背景中时，他的身份阻碍了他拥有“我要克制”的认知，毕竟糖果对他而言是平时难以触碰的奢侈品。当你已经习惯于资源的匮乏时，你有多少，就自然会要多少，因此这无法被落实的第二颗糖也就不是这些孩子们最大的愿想。
就连米歇尔本人也在近些年开始认知到自己的试验结果有意地在被别有用心的人曲解。实验结论得出的24年之后，他的一本书中重述了自己的结论重点在于人们控制自己欲望的能力，而不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来去预测孩子的未来。
(图：Flickr用户C4thiii)
实际上，就像调查记者Brian Resnick指出的一样，心理学许多的著名实验都有着无法被复制的问题：最新的研究数据表明，就算是用科学理论上最大的活动幅度，也只有62%的研究结果可以被重复。而心理学界有很多在基础教科书的“公理”其实都很少被重复地实验过。
为什么呢？
为了让一场辛苦的研究不会因为实验结果没有证明假设或者得出有效结论而被遗忘和废弃，有很多苦于评职称和争夺学位的研究生和学者们会退而求其次，选择发表“假阳性（即一类错误 Type I error）”结论。所谓假阳性，自然就是实验者们为了去证明自己辛苦的功劳没有白费，而通过拟造数据或者掩盖部分事实的方法来去提供实际上无法证明假设的结论。由于业内竞争压力，假阳性结论似乎已经成了屡见不鲜的潜规则。
这不是在刻意污蔑任何科学家艰苦实验想要得出结果所付出的努力，也有更多充满着良心的科学家们在通过不断地重复实验来去证实和挑战那些被视作既定事实的教科书“公理”。然而，很多时候，重复实验所获得的科学拨款和赞助，由于无法得出新的结论，很难获得足够的财政支持，这也就一方面导致某些假阳性错误招摇过市，更导致很多只是被娱乐新闻当做笑料引用的“研究”（如“闻起来香的女性生育率更高”），让公众对科学的严肃和严谨性越来越失去信心。
一项2016年由Current Psychology学术期刊发表的研究表明，现用的很多基础心理学教材对一些“公理”的表述都有问题。行（自左至右）：未被概括，有偏见，有部分偏见，没有偏见；列（自上至下）：媒体暴力论，成见威胁，自恋流行症，打屁股，多元智能，进化交配，抗抑郁药，韩战战俘，布洛卡区，20%谜团，莫扎特谜团
为了不去再误导那些刚刚踏入心理学领域的学生们，奋斗在一线的教授们也在做着自己的努力。在Brian Resnick的调查中，他采访了几名认知心理学教授尝试避免这些偏见的办法。
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教授Daniël Lakens：你指出教科书里那些有事实性错误，过时和不具有重复性的部分。
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教授Joe Hilgard： 鼓励学生们去思考那些教科书里有问题的地方。
密歇根大学教授Pam Davis-Kean：教课的时候不要用冗长又教条的教科书，通过结合学术论文和其他材料最能够带来更好的效果。
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Kathy Becker-Blease：教课的时候只需要教授他们基础的理论就可以了，需要给他们自己思考的空间。
实际上，一场更大规模的学术研究发现，有很多受到心理学“公理”可信性挑战的教授，正在逐渐开始认知到无法被重复的实验和已经被证伪的实验在给心理学界和心理学教育带来巨大的影响。研究如下，这里篇幅原因不再赘述。
没有人会否认，理解人性恐怕是这个世界上最为困难和复杂的事情之一，因为作为人类的我们本身就很难为一件事情保持所谓“绝对的中立”；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些抄了捷径的公理在本身缺少强有力证据或可重复性的情况下，自身就成为了保护严谨性的救命稻草。然而，科学最基本的准则就是应当具有怀疑的眼神，试想一个公理不敢被质疑的社会，那样的一个地方，和《动物农场》还会有什么区别？
永远不要轻信任何事情。既然某些被鸡汤学家们奉为警世恒言的所谓真理已被推翻，那么请就不要再去依赖某一个没有任何学术背景的所谓“人生导师”再去通过这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来去吸引和鼓励自己。你最好的人生导师，除了充分的逻辑学知识之外，最大的就是自我怀疑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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