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由各种各样人群构成的，你不管处在哪个人群中都要想：人能够战胜社会，还是不能战胜社会。如果能，你就会创造自己的生存方式，到最后是人群的跟风。如果你认为不能战胜社会，就是随社会人群的波浪而逐流去。所以，如果不顺应这个世界，就要来安排这个世界。作为一个个人在你所处的群体中有虎视眈眈的同类，有比你强大的团体对你的压力，那么在社会面前，你为了拓展自我的生存空间，是用能屈能伸的“屈”来谋求生存和伺机而来的发展缝隙，还是对可能而来和实际存在的各种威胁与损害采取防御——我不犯人，亦不容人犯我（前者是逆来顺受，后者是逆来抵挡）。而进攻方式的生存，认为人的生存在资源和空间上都是有限的，人之所有则构成我之所无。成功的标志就是不断发动进攻和掠夺——成为强者，甚至强盗。但只要成功了，人们自然会推崇我，我的行为成为众多弱者羡慕和模仿的对象。如果失败了将要承担被弱者抛弃，被强者伤害的风险。所以进攻型人生在动物界是属于某些强悍族群的，食草的动物温良而驯顺，最适合于作奴役。而食肉动物中的、至今不能为人类驯化的狮、虎、狼之类是靠嗜血和搏斗而生存的。羊、鹿、马之类，以躲避天敌、以逃避方式生存的族群，始终是以进攻方式生存的族群捕食的对象。汉族文化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一种防御式生存，既不希望别人加害自己，自己也不加害别人。
正是这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生存观，使三千多年汉族人生活的历史劫难倍受瞩目。从东周时代的犬戎到南北朝，边鄙的生猛族群一次次楼掠中原人口、妇孺、财产、牲畜。随后蒙古人、满族人在汉人聚居区建立政权，这些象鹰隼一样食肉的族类扑向温驯的农耕汉民，中原一次次在进攻者的铁蹄前失陷。汉族人内部的逆来顺受的等级服从信条，谴责强者、嫉恨强者，同情扶持弱者的精神信念，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被动防御式的生存，在进攻者的简单而又强悍的弱肉强食定律支配下，汉人沦为奴隶、下等人，是不争的事实。而汉民族的妒强、惧强，以水性的软弱，保全自我的屈从，至多是防御精神。在近现代的东方舞台上又上演了日本人奸淫中国女性，肆意杀戮中国男女老幼，毁坏建筑、田园的一幕侵略悲剧。这些以进攻谋求生存的族群，把进攻方式作为正义，把压制弱的族群作为骄傲和自豪感的源泉，以生存空间的拓展、攻城掠地为功勋，与七、八百年前的成吉思汗一样——以快速的进攻，疯狂的蹂躏受害者，使其柔弱到可怜乞求而漠视其存在，日本人在中国暴殄天物、恣意杀人、奸淫，造成的中国人的切肤之痛，在耻辱、践踏中，在死亡、欺侮和流成江河的血水和泪水中，我们是否该醒醒了。任何逆来顺受都是奴隶的哲学，任何防御的生存方式在进攻面前都会成为不堪重击的弱者。生存就是竞争，竞争是一切生存资源匮乏的标志。
竞争是一种积极的进攻，以进攻扼制敌手的攻击才是防御；以进攻粉碎敌手的进攻，才是坚强的神经力量给世界刻上的印记。无论政治、政府，从军事、商业到百姓的生活，教育要倡导强者的生存观，鄙视弱者而不是去同情弱者；爱护强者，而不是去妒忌强者、毁灭强者；反对弱者，而不是去扶持弱者。每一个人都只有成为强者，才有生存的理由，己所不欲，则施于人。不是施于我们的同胞、朋友、家人而是敌人、竞争的对手，这是竞争的真理，是进攻的原则，是生存的正义。人不犯我，我必犯人，不是无辜的去侵犯别人，是生存斗争的需要，是弱肉强食的铁律。弱者你不去取，则必为其他强者所取，而使敌手益强，益敌不如益我。三国时刘表、刘嶂的土地，刘备如不取，以同宗而不忍心夺取，则必被孙权、曹操所取。益敌则等于损我，强敌则等于弱我。若刘备以蠢猪式的仁义，不忍取二刘的土地，到头来无尺寸之地立足，当然他当时取不了曹操、袁绍、孙策等强大军阀的土地，则最后必被众强所吞灭。所以汉族的倡弱文化，利于专制 暴君，是从商鞅、管仲、韩非的政治论述之始，建议统治者为保长治久安而弱民。儒家则从另一个角度训导民族之仁、之善、舍己爱国，皇帝家族为一己之欢弱天下万民，苟且淫乐于强邻虎视之下，一旦如李自成之流的冒险家、如八国联军之寇入，则失去脊梁的社会，无法承受君主的权力。皇帝则对外结交强盗，对内则仍以权力即天意和垄断的武力而穷凶极恶，最终演绎了一出出捍卫正义之民被屠戮，统治者要么流窜大漠，要么去承德避暑山庄，而饿殍遍地、哀鸿遍野、狼烟四起、人民流离，这就是屈服的生存文化，防御的社会正义给予中国人的重复结局。这也是一切统治者惮于人民的胆量和勇气，弱民、愚民的可耻结局。呜呼，强者精神我们要珍惜它，而不是惧怕它、贬抑它。贾方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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