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发疯的那天早晨,有位记者打过一个电话,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有个私生子?”
她语焉不详地放下了电话。
想不到三十多年后,还有人,特别是一个男人,用这个折磨了她一辈子的事情羞辱她。
但她已不像三十多年前,如美国小说《红字》的女主人公那样,成为众矢之的,任人笑骂羞辱而入地无门了。
要是这样的羞辱能解救她反倒好了。惨就惨在她的伤痛是这样的羞辱既不能动摇,也不能摧毁的。
有多少年,她甚至期待着这样的羞辱,以为如此可以赎去她的罪过,按照以毒攻毒的赎罪理论,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
这种电话算得了什么!比这更惨绝的羞辱她忍受了几十年,可她的灵魂从未感到轻松,没有,一点儿也没有。不但没有,反倒越来越往深处潜去。
有那么一天,她豁然开朗,便不再空怀奢望,撑起心肠,归置好她的万千苦楚,明明白白地留下一处规矩方圆的地方,端端正正地安置好这只能与她同归于尽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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