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李商隐，柳宗元，刘禹锡……
他们是闪耀千年的大唐诗人，无数佳作至今仍被传诵，无分老幼。
可是在他们所处的年代，每个人却并非都顺风顺水，而是各有各的苦闷和劫数。乱世之中的诗人与百姓一样在动荡时局中为一日三餐发愁，为身家性命担忧。
北溟鱼在《长安客》中，由天宝十五年（756年）夏天太子李亨主动接过“烹小鲜”的差事说起，大唐国风、国都市风随之而变，这股风也把一帮诗人的命运刮得飘摇不定。
潼关失守后，大局已定，玄宗一面喊着亲征，一面做着逃跑的准备。这天，王维像往常一样进宫早朝，结果已是“人去楼空”。王维被叛军押至洛阳，后又被收复长安的官军押回长安。
一道陷敌的官员唯有王维受罚最轻，故而被人仇视。他必须打点精神维持好与朝臣的距离，又要以更热情的假笑赞美中兴。在诗歌、音乐、绘画上随便选一条路都有望成为宗师的王维，偏偏只能为生计而选择最没有天赋的做官一途，岂不可叹？
杜甫在去灵武投奔肃宗的路上被叛军抓住押回长安，其官职小到被关在长安城里还可以四处走动。后来他虽然一路紧跟肃宗，却因为在拾遗的位子上过于死心眼儿的谏诤而不受待见。
被贬出京城的杜甫随后辗转多地，潦倒异常。最可叹的是，杜甫的遗骨是在去世四十三年后才由孙子杜嗣业带回家族墓地安葬，且还是用一路乞讨求告的方式筹足的费用。与王维相比，杜甫的命运是不是更为可叹？
李白、白居易、柳宗元等诗人的命运这里不在啰嗦。我想说的是法律专业的北溟鱼作为历史票友，将历史写出了自己的风格，不靠“笑点”，不靠“真相”，作者特意提醒我们：
面对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作品中迥然而异的表述，与判断谁真谁伪相比，更应该去思考作者为什么这样写。
人人都是时代的过客，今天的我们该怎样去看待曾经的“长安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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