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太匆忙。其实,人生何必太匆匆。
我们,有时候就像爬山,有人低着头什么也不看爬到山顶,有人一边爬山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
我们,时常在奔忙的路上忽略了身边的人和身边的风景。
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难道不是这样吗?或许你喜欢这篇文章,但因为10分钟后要赶去一个饭局而不得不匆匆出发;或许你讨厌这篇文章,但或许会没有读完就骂声无聊而关闭网页。
这就是中国人的急躁。对此,《新周刊》曾有过经典描述:中国人爱着急,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若不能,就会琢磨:为什么别人排的队总比我的快呢?
以乘电梯为例,我在国外旅行,很少有人去按电梯的“关门”按钮,听到有人来也会按住“开”等下。而在国内乘电梯,总有人迫不及待的去按“关”,半秒钟也不愿等。
美国《侨报》总结为“三躁”——急躁、浮躁、暴躁。我们一遇到排队,就抓耳挠腮、顿脚搓手,一会儿看表、一会儿望天,一副失魂落魄样儿;每逢堵车,先是嘴上骂骂咧咧,继而手摁喇叭不停,放眼望去,马路上全是“路怒”族;为了房子、车子、票子、面子,你追我赶,攀来比去。什么三思而后行,什么戒骄戒躁,什么欲速则不达,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也。
我们如此匆匆,心急火燎,到底为什么?我们急着赶路,到底是要走向何方?
我们急,不是为了领先,而是为了不被抛下。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不是金字塔,而是马拉松。金字塔社会,如果安于底层生活,可以过上贫穷低贱的生活而心安理得,印度的贱民即是如此。然而,在马拉松社会,每个人都需要奔跑,如果慢了就会被彻底抛弃。被抛弃的结果是,看着别人远去的背影,永远和这个社会脱节。
法国《新新闻》杂志也有类似分析。法国人认为,中国是个发展迅速却不平衡的社会,一方面经济飞速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另一方面许多问题十分突出,环境问题、社会福利不健全、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问题都亟待解决。或者干脆说,如此多的人口和如此辽阔的国土本身,就是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这种复杂性很容易造成社会不同阶层的情绪偏激和思维偏执。
法国人可以分析,但未必能真的理解。
他们无法理解中国1979年以来为了抢回失去的时间建设四化的急迫心理;他们无法理解中国人在30年里完成别人100年要做的事所不得不经历的巨变、不安、焦躁和无奈;他们更无法理解一个文化断层、失去信仰后的国度面对金钱刺激所产生的抑制不住的狂热。
客观而言,不是我们急,而是社会裹挟着我们被迫急。
然而,主观层面,作为独立的人,并非没有选择。面对社会的汹涌大潮,人心中的那块信念之石才是岿然不动的中流砥柱。
不急,需要读书。古人说知书达理,胸中有万卷书方可处变不惊。我高峰时间在伦敦搭乘地铁,等到第四辆列车开来才排队上去。英国人大都拿着书或报纸,静静地排队。没有喧哗,更有被挤上去的景象。这种书香下的泰然自若,我们尚有差距,需要学习。
不急,要有爱好。随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很多人忙于工作和应酬,出了挣钱吃饭睡觉,缺乏自己真心喜爱的事物,纯粹是为了活着而工作,为了挣钱而工作。我帮朋友接待过一个瑞典客人,这位老兄去颐和园时看着树上的鸟半天一动不动,和我说他是个观鸟爱好者,到森林深处看鸟、听鸟。
我们或许举得这样很无趣,不如来一圈麻将过瘾。可人的这种爱好甚至嗜好,是心灵安静的源泉。中国古代不乏此类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散,令人神往。禅宗说,不是云在动,不是风在动,而是你的心在动,说明人内心深处的宁静才是根源所在。
一位老中医曾给我十六字箴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中庸和谐,外圆内方。如果做到这十六个字,急躁之情必可缓解。
戒骄戒躁、稍安勿躁,加强个人修养是一方面,关键还需要制度给力,用制度保障公平公正。唯有让国民活得更有尊严,才能不“躁”。
制度给力,就是国家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制度建设要跟上,对医疗、住房、教育等公众关心的问题早日解决。欧洲人多年来过着慢悠悠的生活,因为那里有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人们只要尽心做事,无需为将来担心。近年来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欧式福利制度遭遇挑战,欧洲人也不再那么淡定了。
对于中国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在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福利制度供给方面保持平衡,并由此给公众信心。
古人讲,不患寡而患不均,用制度保障公平是又一要素。除了分配、再分配环节的公平,在具体小事的设计上也要注重细节,保证公平。在首都机场,前些年排队乱哄哄,经常出现插队吵架现象,近来引入了排队线,一个人口,大家依次前行,想插队都难。银行前些年也是争吵频发之地,引入排号机后大为改观。
制度给保证、社会有公平,人才可以安心做事,才能有尊严,这样可以防止全民急功近利,让每个人都各尽其责、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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