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49、《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胡适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他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美国人精神告诉他，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曾国藩平生以不懂天文算学为三耻之一，不过他有朴素而近科学的“晓事”方式，“一是剖析，二是简要，三是综核”。

这也算是命吧，以至于他半玩笑半认真地让人在他死后，在墓前刻上“不信书，信运气”。

对于中国这个文化体来说，曾国藩的更大意义是他展现的“中国式力量”。曾国藩全面展示了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证明了中国文化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一面。在清代重臣中，他是第一个主张对洋人“以诚相待”的人。这一高度，今天许多中国人仍然没有达到。当然，另一方面，他也证明了传统文化无法突破的极限，这一证明意义也十分重大。

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专门审理社会治安案件。曾国藩命令，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只要捆送来者，一不需要参照法律，二不需要任何实际证据，只以举报者口辞为信，稍加讯问，立即结案。处理方法只有三种：是立刻砍头，二是活活打死在棍下，三是施以残酷的鞭刑。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敞处所为止此。”

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这就触犯了官场潜规则。

曾国藩练兵，首重给军队注人“良心”和“灵魂”。他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创立湘军之后，每逢三日、八日，他要把军队召集到操场上，进行政治动员。他亲自训话，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不要钱，不怕死”的岳飞精神激励将士，教育他们忠君爱国，不得扰民。

大清政治惯例是文官不管军队的日常事务。即使是巡抚这样的实权大官，也不会具体过问军队的日常操练。

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

经过反复回忆，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晚年的秘书赵烈文说过一句话：（曾国蒲）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左宗棠十五岁就中了秀才，而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本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

曾国藩是典型的黏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院二芬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

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流的军事家。他用兵的长处在于大局观好，老成持重。曾国藩做人以拙为本，在军事上，也以“结硬寨、打呆仗”闻名，他打仗的第一要求是“稳”，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

这反映出左宗紫性格中的致命缺陷，那就是情商太低。心理学家认为，左宗棠这样的多血质人格虽然具有较突出的外向性格，但“在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上并不擅长，甚至有时对敏感的人际心理因素反应迟钝”。

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限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从十月二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练习作文，整个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

朱熹也说：“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做事也是这样。做至大至艰之事，开头一定要提起全力，有股冲劲，“猛火”痛烧一段，否则绝难成功。

古往今来，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处于昏睡或者赖床状态。有的人，一生被物欲所禁锢，如同被困在圈中的猪，终生没能清醒。有的人，意识到了醒来的必要、但终生处于一种“勤奋地懒惰着”的状态，一生想用力力不足，想振刷刷不清，在关键处突破不了。其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根本原因是对自己下不了狠心，不能毅然横起，扫绝一切罗网。

谈起晚清的官场腐败，人们最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敬’“别敬”“年敬”“节敬”等名目。

而在清代，这些人都是总督和巡抚私人聘请的，要由督抚自掏腰包。也就是说，督抚衙门中，只有总督和巡抚是国家承认的正式官员，其他人都“没有编制”，他们的工资，则由督抚自行解决。你爱雇多少人雇多少人，爱开多少就开多少，国家一分钱不管。

白潢具体列举了江西省的五项漏规：一是节礼，下属官员过年过节送的钱，每年大约五千两；二是漕规，粮道衙门所送，每年四千两；三是关规，辖区内两家税关衙门所送，每年两千四百两：四是盐规。盐务衙门所送，每年一万两；五是钱粮平头银，每年八千两，布政使衙门所送。

门子从地位上说，至低至贱，但中国式权力的运用之妙就在于经手人是否能充分挖掘每份工作的寻租潜力。一个门子如果充分发挥其“能量”，也能办成很多事。

那么通过禁止迎送仪式、拒收礼品、约束工作人员这几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是一个清官，为官场带来一阵新风。但是人们在历数清代著名清官时，很少有人会提到曾国藩，因为除此之外，曾国藩做官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的一面。曾国藩并非所有作为都如此光明正大，无可挑剔。有一些举动，很有“潜规则”之嫌。

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人“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即以曾国藩而论，他在战争中多次自杀，三度写下遗嘱，以为必死无疑，最终却屡屡化险为夷，转败为胜。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在战争中才让人体会得最深。

夜思相人之法，定十二字，六恶六美。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遯。

可以说，中国古典智慧都是游离在理性与非理性、真理与谬误、世俗与神秘中间。比如，中医理论就停留在玄学医学和神学医学之间，连五脏六腑的位置都未判别清楚。

高人圣者的许多适，听起来空谷足音，无根无傍，玄而又玄。也许突然某一天，与你的人生经验发生共鸣，使你醍醐灌顶。

曾国藩一生待人接物更是以诚为本。以拙为用。

中国式思维尚直觉，重体悟，善类比，却轻逻辑。

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中国传统没有‘逻辑学……因此，中国没有精密科学。”而西方思维的最大特别是重视实证、重视逻辑、重视差别。西方人从量化分析事物间的不同之处人手，沿着“现象→差别→差别的扩大一精确量化一创新”的思维路径前进，因此能发展出卓越的理性思维，建立起严密的学术体系。

中国人重综合而轻分析曾国藩却通过扎实彻底的思维实践，发现了分析“差别”的重要性。他说：“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调乎至一之理。”也就是说，如果不精心研究万物之间的细微差别，就不会得出差别背后的统一规律。这段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分量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

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一个是太容易下结论，另一个太容易听信别人的结论。

在近代中国，推动西学的几件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创办安庆军械所和江南制造总局、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几何原本》后九卷的翻译出版，他都是主要决策人。

用郭嵩焘的话来解释曾国藩的成功是最恰当的。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朋友听后十分同意，说：“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颠、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