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没有所谓的黄金时代，要么是编造，要么是对历史别有用心的解读。

时间是一剂良药，能治愈人内心的伤，也能使生活的细节逐渐简化。时间会让你忘记十六岁时失恋的痛苦，让你只记得那清纯的面颊和甜美的微笑。时间让你忘记那个午后热辣辣的阳光、女神脸上的青春痘和教室里的汗臭味道、乱糟糟的读书声，脑海里只剩下女神的背影，她在夕阳的光环下，遥不可及而又神圣。你甚至忘记写下第一封情书时患得患失的恐惧，而只留下一种难以言说的甜蜜。这一切，只需要十年的时间。时间淡化痛苦，美化本来平凡的生活。也许，人类有一种神秘的基因，把我们的记忆中不好的、丑陋的东西过滤掉。

放大来看，社会的历史几乎也是这样。对丑陋的、不堪的事情选择性遗忘，甚至会曲意美化之。如果在西方，过去的生活可以被“The Golden Old Times”。

中国历史也有一段时期，可以被称为“黄金般的旧时代”。尧舜禹时代、周公时代。如果历史记载基本可信，尧舜时代的君主和“官僚”堪称统治阶级的典范。他们道德上近乎完美，天下为公，近乎圣人。而且皇权更替以禅让的方式，实际上，这是非常先进的权力更替方式。天下的君主以有德有能者居之，尧、舜二人对其继任者在治理国家能力和私人品德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充分的考察，然后才禅让君权。

但是，这段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还有待未来考古发现去证实。虽然尧舜禹的事迹数千年来，被无数次引用，但是，我们仍然无法断定，那段黄金般的岁月是确实存在的。

中国历史上另一段黄金时代，大概是西周立国之时，武王伐纣，以有道伐无道，武王死后，成王年幼，周公辅政，成王年长后，周公还政于成王。周公也是中国的圣人之一，孔子对其大家推崇，并系统地整理了周公所制定的封建制度及支撑这种封建国家统治的理论—礼。

仔细分析一下，两个黄金时代却不能等同视之。尧舜时代，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及文物发掘，而周公时代是有较为详实的历史记载的，考古上亦可以有所印证。此其一。

其二、周公时代虽然有更多的记载，但是周武王伐纣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是值得怀疑的。尧舜时代，王朝更替以禅让为主，他们的故事非常久远，但是反倒可能是接近真实的。这是一己之见，虽有些不合常理，笔者试论述之。

尧舜时代，是部落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们的生活保障。那时候的尧舜很可能只是部落联盟的首领，国家的组织实际上是部落联盟的组织，国家的基本单元很可能是部落，部落对本族人的管理享有很大的自由度，但是，面对巨大的自然灾害并对抗强大的自然力量时（如干旱、洪水），需要部落之间团结起来，协同配合，如治理水患（大禹治水），对抗旱灾（我的猜测），这个时候，确实需要一个君主一样的人物来统辖万邦。而和平时期，其他部落的首领大抵会定期朝拜君主，以表忠诚，以示服从。但是，这样的关系相对于周朝、秦、汉等等封建朝代，其中央的权利是较少的，国家的组织应是相对松散的。统治者本身，也基本过着很朴素的生活，况且，那个时代，似乎也没有能力集全国之力修建豪华的宫殿。所以，从这个角度，君主似乎不是一个享受、富贵的代言，而更多的是一种沉重的责任和操劳，其物质生活也与一般的人差别不是特别大。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禅让，应是比较可信的。君权似乎没有后世那么吸引人。

而另一个黄金时代里，很多事实都有可疑之处。周武王伐纣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是可以被质疑的。同时，商纣王的荒唐事很可能是周天子们不断艺术加工的结果。另外，周公是否想历史记载中的那样，对皇权好不渴望，最终将政权归还给周成王，是否是出于自愿，这些事情尚存在可以争论的余地。我们之所以说周朝初建时的事情可疑，是因为西周的统治者可能在文化和历史上都对历史进行了粉饰，甚至改写。即使纣王真的无道，作为臣子的周武王可疑通过劝谏的方式予以改变，如果无效，尚存废立的选择，而取而代之总是不太说的过去的。所以，只好拿天降祥瑞等掩饰其野心。而天降祥瑞这事竟然被后世统治者效法，或者强调自己统治的合理性，或者宣传自己取而代之的合理性、合法性。在君权神授的这个观念的约束下，装神弄鬼、人为地制造祥瑞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大努力了。直到近代，伟大的领袖发扬唯物主义史观，斩钉截铁地提出，得民心者的天下，简化了统治天下的理论。

历史在鲜血的洗礼中进步。但是，好在人类是一种如此善于忘记伤疤的动物群体。他们很快忘记了尧舜时代面对愤怒的自然和猛兽时的惶恐和无助，忘记了夏商周王朝交替时的流血战争，在数千年之后，对这两个时代大肆歌颂，或寄托对圣王及美好时代的向往，或对这黄金时代进行别有用心的解读，这值得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