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和戏剧这样的文化形式并不能使人们去实行帝国主义,... 但(它们)赞美伟大的英国人文主义思想、社会结构和成就,而且赞美后者具有超越历史的力量。... 我们有资格质问,这整个人道主义思想体系怎么能非常安适地与帝国主义并存?
—— 爱德华·赛义德
没有生活在真空中的作家,福柯用“认知价”和“档案”这两个概念说明“可以言说”与“实际言说”之间存在一个巨大跨度。“作家在表述事物究竟为“何物”以及“为何如此”时,确实拥有相当大的个人自由,但...要受到社会的制约”(P110)。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叙述者言语和行为所描绘的“人道主义”并不是最纯粹意义上的人道主义,而是经过多层过滤机制并确定能够被社会流行道德所接受的“人道主义”。既然帝国主义是19世纪英国社会生活和文艺创作活动的大背景,那么产生于当时社会的人道主义必然要与帝国主义“安适地并存”。
实际上,赛义德并没有“资格”质问英国作家,因为他本人的作品也带有一种隐晦地偏向于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立场。如果这也算人道主义,那么19世纪的英国作家培植一种倾向于帝国主义的人道主义也就无可厚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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