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上初中之前，一些大男孩就告诉我说，英语很难学的，学着玩玩就可，考不及格也没关系。正是在这种错误的观念的诱导下，我学英语自然也没什么动力。
我的启蒙英语老师姓明，是一位长满络腮胡的中年人。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严肃的表情不怒而威。他的脸上洋溢着含笑温情的时候，一定是以一种揶揄的口吻在嘲笑学生的无知。班上学习的氛围并不好，尽管我也很努力，但依然和班上的大多数同学一样，每次考试都在及格线上徘徊。
记得那时课本上常常有“情景对话”，有些单词我们根本弄不清发音，为了不至于忘记，便使用了一种野蛮的办法，课本上标上对应的中文模拟发音。譬如说，How are you？I’m fine，and you？I’m fine too！（好啊友，艾们番恩，安丢，艾们番恩图）诸如此类。这看上去自然有些滑稽，可为了记住发音，也是情非得已。
对于考试不及格的同学，明先生采取罚款的方式，大家敢怒不敢言，每次都乖乖地缴上三元伍元罚款，自认倒霉，只当是学习不用功，应付出的代价。直到后来有一位叫胡志安的同学，公然站出来反对明先生的这个罚款措施。明先生问，“别的同学都交罚款，你为什么不交？”胡同学回答道，“我父亲不给钱我，再说我是来读书的，不是来交钱的！”我们都暗暗为胡同学的这句话叫好，这简直就是大家的心声呀！
明先生气得脸色铁青，可是又拿胡同学没办法，后来他终于也不再执行这个无理的罚款措施，对胡同学的处罚也不了了之了。后来，明先生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他的三岁的儿子在一个雨天不幸跌入水坑中淹死了，先生备受打击，从此无心教学，渐渐消沉下去，一位姓陈的老师代替了他。
陈老师是四川人，他常常操着一口四川方言说：四川四川，四面是山，飞机飞不过，大炮打不穿！这让我们听了感觉很新奇，也很亲切。尽管陈老师教学上也很努力，无奈大家的基础太差，思想上又存在偏差，初一学期结束，我们的英语成绩依然没有起色。
初二的时候，我转到了镇中学，教我们英语的是弼老师，一位身材魁梧、戴着眼镜、卷发、有点外国人气质的年轻老师。我明显感觉到了班上不同的学习氛围，那些来自镇上的同学的英语底子，明显比我们下面上来的同学要好。我隐隐地感到了一种压力。班主任一再给我们敲警钟，中考是每个同学人生的第一次大考，语数外理化思，每门课都很重要，六减一等于零。
弼老师的英语口语很好，大着舌头的卷舌音充满了异域情调，在他的悉心调教下，我们终于慢慢抛弃了那种中式英语的发音，对英语的学习渐渐产生了兴趣。等到了初三的时候，我们的英语老师又换成了一位姓袁的老师，这大约是他有着多年带毕业班的经验吧。为了将英语成绩赶上去，每天下晚自习教室里熄了灯，我和一些住读生仍秉烛夜读，常常学习到十一二点。
对于英语学习，袁老师每次都要求我们上新课课前必须预习，强调自学很重要。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学习白求恩在战地医院抢救伤员那一课时，袁老师让我们在课堂上先预习5~10分钟，然后我和另外三名同学被点名到黑板前默写新课的单词。这让我有些措手不及，因为课前我根本就没有预习课文，短短几分钟，要记下那些单词谈何容易？不出意外，我有好几个单词没能写出。袁老师由此得出结论，我的记忆力不太好。
上了高中以后，第一年教我们的是一位女老师。我很奇怪，许多年后对这位老师姓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女老师那时大约40多岁的年纪，脸庞清癯，有时戴一顶时髦的绒线帽，她说话的语速极快，当然大多数时候她直接与学生用英语交流，尽管我们听不真切。每次上课之前，英语老师都要与班上的一位曹同学进行一番英语对话。她对这位得意门生很满意，每次两个人对话，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对于班上其他的学生直接选择了无视，这大约也是我到现在仍不记得她姓氏的原因吧！
高二时的一位王老师非常年轻，小伙子那时刚刚走上教学岗位不久，教学经验也不太丰富，他教得很累，我们也学得辛苦。直到高三时遇见李老师，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名师，名师出高徒，一个好的老师是能影响学生的成绩的。
李老师是外省人，当年是北京一所有名的大学下放到本地的知识青年。他个儿不高，40多岁的样子，年富力强，常穿一身黑色的条纹西服，透着大知识分子的儒雅气质，上课时他常常摘下眼镜，用他那低沉的普通话侃侃而谈。据说他常常在《中学英语》上发表教学文章。李老师无疑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他善于将知识点归纳总结，经他点拨，久而久之，我们对于一些单词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终于了然于心。
那一年高考，100分的满分试卷，我破天荒考了79分，这对我已经是一次很大的进步，因为我平时的成绩总在60分左右。我很庆幸能够遇上李老师这样一位好老师，我深深地体会到，对于学习英语而言，个人的努力固然重要，遇上一位好老师，更能让自己少走弯路，从而取得理想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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