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的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唯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种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 御史制度发展到汉唐两代,已经日臻完善,比较两个朝代的御史制度又稍有区别。汉代的监察权由副丞相承担,其监察范围由中央到地方。唐代的监察权从相权中独立出来,范围只涉及地方。虽然如此,其制约皇权、督查百官的权力制约思想没有变,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的现实政治土壤也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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