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在全球视野下分析中国的文化建构，就要注重研究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做出了哪些应对、改变，派生出来了哪些不同以往的思想潮流与政治实践，重新做了哪些社会组合与结构调整，而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中国，重塑着中国的文化？面对西方的挤压，外部文化的影响，我们做出的调整又在现实中多大程度的改变着中国？在扶正与纠偏中，我们采取的策略有效吗，符合民族文化发展的长久利益吗？在那种新与旧，传统与革新，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交锋、调整、熔接过程中，是否实质上生成了新质先进文化的发展驱动或结果，还是仅仅只是套装换了马甲？
另外一方面，在梳理传统文化时，应该秉持哪些中心原则？在学术层面上，是否要坚持先正本清源，努力还原经典的本来面目，后做出合于文化发展建构的批判与超越？既然是合于文化发展建构的规律，那么所需要用到的历史眼光与现实投射，以及在天地范围内的生命关怀，又该以何种表述正确有力的表达出来？这中间采用什么方式与技巧，同样考验着研究者的能力。
假如还只是去做单一的线性的研究，在文科领域，其对现实人生的实际作用力就会越来越弱，反映在学科上的“无用论”将会更加凸显。一种学说、理论，在现实人生那里脱离人们的生活实践越远，也就会越缺少生命力，因此在实际上难以作用于世俗人心的发展变化，也就成了一种绝响，极大削弱了它本该产生的社会意义、现实意义——这不正是人文学科的窘境吗？作为一种知识，既无法从上至下传导或输送养分，又无能自下以上靠民众自觉获得，造成了别扭的局面，有粥的人被限制着分不下粥，饥渴的人找粥喝又不知去哪里找。
再就是针对科技的态度，假如无法从文化品性上对科技做出积极的呼应，是否会使文明的发展陷入冷硬的机械式图景、程式化的规范、无活力的平稳，因此失掉了人作为一种生命体最宝贵而富有生机的一面，消磨了人的灵性，也便消磨着人的人性与智性，所以必须保持应有的警惕。
这些作为对文化建构与生成的枝叶，都该被考虑进去，形成一些总的原则与方法论，以便文化更好地茁壮成长。
——胡柳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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