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七曲山大庙（参见我的文章“揭开一个谜团”）时，走着走着，不知何时，我一人落了后，形单影只，继续接着转吧。从关帝庙出来又左拐走向下坡，见庙门就进。
前边发现一间门脸比较简略的庙宇，信步走了进去。这里是一座依石崖的建筑背面，楼下是正堂，供奉着神祗，背后石壁上有个黑黝黝的石洞，怪瘆人的，我感觉进去的那里是背面，在一般供奉韦陀的位置，塑着一座模样狰狞、猥亵，好似出于民间人士之手的塑像，顿惑不解，赶紧浏览说明牌匾。通过说明词得知，这里叫“风洞楼”，是传说中张亚子居住的地方，下面竟然是张献忠的家庙，那位尊神是他的塑像！张献忠不是有争议的人物吗？他的塑像怎么会在这里，这里怎么会成了他的家庙呢？
张献忠，陕西榆林定边县郝滩乡人，在明末是与李自成等齐名的农民起义军领导人。天启末年，他在延安府充捕快手，因事革职，之后到延绥镇从军，后犯法当斩。因长相奇伟（史书上说，张献忠黄面长身虎颔，身体魁梧，脸形稍长，面色微黄，有短须，声若雷，人号黄虎），被重打一百军棍后免死。
时值陕西境内，蝗旱严重，民生艰难，饿殍遍野，农民纷纷起义，铤而走险，反抗统治。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在延安据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从崇祯三年到崇祯十七年的十四年间，他作战英勇，大幅度游动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四川、湖广等省之间，破州县，烧皇陵，气势汹汹，从来没有固守一地。时人说：“献忠等发难于陕西延安府，而蔓衍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故曰流贼。”
为了生存，攻陷城池后，他搜刮财富，充实自己。多年的流动征战，张献忠带领部下进出各地，肆意屠戮，以恐怖手段震慑百姓，他的威名传遍了半个中国。但是，“八大王”是恐怖的代用词被传播的。
在巨大的恐怖高压下，张献忠节节取胜，崇祯十三年(1640年)，他与罗汝才率农民军进兵四川，经剑州、保宁、梓潼、昭化、直达绵州，继又出川。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攻湖北，克襄阳等重镇，他在湖北自称“大西王”。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他领兵溯江而上再取四川，意图“暂取巴蜀为根，然后兴师平定天下”。六月二十日攻重庆，八月初九日破成都，十月十六日，张献忠正式建国于成都，国号大西，改元大顺。
他定城内蜀王府为新朝的王宫，大兴土木，雕龙画凤，整饰一新。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三百个，作为妃子，又阉了一批孩子当太监。张献忠称“大西王”，他自称“老万岁”。
史载，张献忠曾经多次入川，有几次在七曲山附近打败明军。有次领兵路过梓潼县七曲山文昌庙，听说文昌帝君姓张，张献忠参拜文昌帝君时说：“你姓张，咱也姓张，你帮助我打了胜仗，我就认你为祖宗，与你联了宗吧！”认作家庙，借以抬高身份。
他追封文昌帝君张亚子为"始祖高皇帝"，还让当地裴、贾二姓司香护庙。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建大西国后，划拨银两五万、调集数千工匠维修七曲山文昌庙，并敕封为"天圣神祠"，把文昌庙改为太庙。“大”、“太”相通，以后就叫成“大庙”。
他还亲自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另一首：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看来他的文化程度确实不高。
张献忠告诫手下，"我与文昌已经联宗认祖了，梓潼百姓就是我的兄弟，谁都不许伤害他们！"虽然这是传说，但当地曾发掘出张献忠部下立的一通碑碣《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碑文记载，不许"妄害良民"，不许"擅娶本土妇女为妻为妾"，违者"连坐"、"捆打"，直至杀头。张献忠撤离四川时，也放过文昌庙附近梓潼的百姓不杀。
清顺治三年(1647年)冬月二十七日，张献忠战死。虽然他死了，但是四川仍然处于混战的状态，南明永历朝廷联合张献忠的残部与清军进行了十多年的战争，直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四川才得以平定。
清军入川剿杀张部残余与明军，遭殃的是百姓，梓潼当地人自然感念当年张献忠的不杀之恩。怀念之余，不久，即于康熙年间，自发地悄悄在香客稀少的风洞楼为张献忠塑了像，逐渐把他当做神灵供奉起来。
张献忠像前一直香火鼎盛，远近数十百里的人都来进香。由于崇拜的声势忒大，乾隆六年(1741年)十月，绵州知州安洪德得知此事，下令捣毁塑像，并在后墙壁勒石立碑，以"除毁贼像碑记"说明原因及经过以示告诫。现在此碑还嵌在那堵墙壁上。
不长时间，当地人又悄悄重塑了张献忠像，重新对他跪拜如仪。据说，周边地方的土匪或者零星的农民起义武装，对张献忠更为崇拜，他们出征前，都要专程来此，到张像前跪拜，以求保佑。
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成都昭觉寺方丈的智光法师率弟子海灯（就是那个会“一指禅”的海灯法师）回到七曲山大庙，他们将风洞楼更名为"大悲楼"，在张献忠塑像原址塑了释迦牟尼像，在前楼塑了千手观音像。
1966年文 哥 当中，这两尊佛像被毁。
1987年9月，《全国明末农民战争史学术研讨会暨纪念张献忠逝世340周年大会》在梓潼召开，当地又在这里重塑了绿袍金脸的张献忠塑像。
当年，张献忠占据成都后，为了保证成都城内的安全，不许人们擅自出入，对进出城池做了极为严苛的规定；同时，他派出大量士兵，伪装百姓，游串街巷，侦听动态。发现“讪讽新朝”的言论，立刻绑走治罪，实行特务统治。
张献忠最初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支持财政，不久钱花光了。于是他采用“打粮”的经济措施，即“抢”，放纵士兵在“国家”内强抢。他的兵马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逼供。这样的统治，“最好的老百姓”也不会拥护他。
在此期间，张献忠的部队掳获了两名在四川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分别是意大利的利类思（Ludovicus Buglio，崇祯十年来华）和葡萄牙的安文思（Gabriel Magalleans，崇祯十三年来华），他们于崇祯十五年入川传教。他们在张献忠身边相处一年多时间，逃离后，他们把所见所闻写成《圣教入川记》一书，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记载。
大西政权的第三年（1646年），北方的李自成败灭，大顺政权只剩残余的抵抗力量；清廷派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吴三桂等全力进攻大西政权。张献忠部将刘进忠投降，带清军进入川北。张献忠携带多年征战积累的金银珠宝，试图向川西川南转移，在岷江的江口镇被南明的总兵杨展击败，金银财宝也都沉入江底。时隔300多年，前几年才被考古工作者发掘出来。张献忠只能放弃成都，向老家陕西挺进，以求生路！
大顺三年（1646年）十一月，大西军与清军前锋鳌拜在西充遭遇，隔河对峙。张献忠戎马征战多年，一直命大，这次他也没在意，他“骑马出营，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队，同小军七八名，并太监一人，奔出营外，探听满兵虚实。”至一小岗上，叛将刘进忠正在对面，立刻告诉清军，清军射箭。张献忠“正探看之际，突然一箭飞来，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满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中乱滚，痛极而亡”。一代枭雄就此陨落。
张献忠在历史上留下了“嗜杀”的恶名。流传深广的一种观点：他是“屠川”的刽子手。统治四川期间，为巩固统治，报复地主阶级和四川百姓，他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以至于川省十室九空，清康熙年间不得不移湖广百姓填实四川。此种观点有众多史料支撑，除了《明史》以外，还有不少私修史书和野史笔记，主要有查继佐 《罪惟录张献忠传》，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吴伟业《绥寇纪略》，毛奇龄 《后鉴录》，李馥荣《滟滪囊》，刘景伯《蜀龟鉴》，冯甦《见闻随笔》，彭遵泗《蜀碧》，费密《荒书》，欧阳直《蜀警录》，沈荀蔚《蜀难叙略》，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以及（法）法古洛东《圣教入川记》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记载。这些史料或为清朝官修正史，或为明朝遗民笔记，或为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从不同方面记录了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在四川的杀戮行径，使张献忠“坐实”了“川中屠夫”的名号。还有人认为以张献忠为代表的历代农民起义，只有“混乱破坏”，缺少社会建设。
从民国起，有人为他辩护，现在则有更多的辩护者。
他们认为，以上史料存在诸多疑点，尤其涉及的杀戮人数上有重大偏差，大部分史籍都有夸张。另外，他的“屠蜀”政策主要发生在后期，范围仅限成都地区；将明、清以及地方武装对四川人民的屠杀嫁祸于张献忠，他是在替清统治者、清军、明军、吴三桂军的攻杀以及灾荒等背锅。
确实，张献忠在武昌称王时就开科取士、招揽人才，到占据长沙后免征税粮，军纪严明。张献忠在四川的统治也并非一路杀戮到底。“屠蜀”确实是从张献忠第三次入川作战（1644年1月）到放弃成都北上（1646年9月）间二年多的时间内进行的。
几个简单事例看他的行径。
他称王后开科举，发布诏书重视文化。在四川诏令一年举行两次科举，读书人都得参考，否则本人正法，邻里连坐。
当年科举状元叫张大受，仪表堂堂，张献忠“一见大悦”，又赐宴，又赏赐“美女十人，甲第一区，家丁二十人”。第二天，因“爱得他紧”，忽然翻脸，命人把他捆起杀了。
大西王朝建立的第二年（1645）春，张献忠军事上出现败势。他借故“有故朝陋习”，按名棒杀自己的文官200人。还有一次，因一点小过错，又株杀属下300多名文官。
到了夏季，张献忠在全川境内发布“选举考试令”，命全川读书人一律赴成都应考。并令军人搜查，百姓检举，不应考者，全家斩首，邻居连坐。于是一个月之后，生员齐聚。但他下令除了十几名年龄幼小的孩子之外，剩下全杀。
接着他消灭“僧道、医卜、阴阳诸流，及百工技艺人”，仅在成都城一地，就杀死和尚2000多人。
在他的宫里，稍不如意，无论男女还是官员，即绞刑、斩首，或凌迟碎骨。
1646年他离开成都，开国时的1000多文官，被杀得仅剩25名；士兵人数亦已只剩三分之一。
张献忠准备撤离成都，决定屠蜀，在撤离前尽量把四川人杀光，留给敌人一个空省。理由是“自我得之，自我灭之，无使他人得”。他命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
他认为随营妇女是行军作战的累赘，先把自己的300嫔妃杀掉280名，只留20名。并命令各营所有妇女，齐集一处，由兵围而杀之。
还有史料记载，由于缺乏军粮，张部曾经把这些死者的尸体“剐之割之，制成腌肉，以充军粮”。
剿灭了城市人口不久，张献忠又发出了“除城尽剿”令，令军队出城，消灭农村人口。入群山大岭，“立搜山、望烟等头目，踪迹高山大谷有匿崖洞者，举火薰之。”一个也不放过。
顺治四年(1647年)当年的元日到五月，屠城完毕，遂将成都城放火烧得干干净净。七月，收拾干净之后，他率部启程。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张献忠杀人的数字是属实？他“屠川”的真伪。
《明史》中记载，张献忠在四川“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后鉴录》中记载：张献忠1646年四路屠蜀的记载的人数加起来，达6亿9948万之多。根据研究成果，如《明会典》统计，明朝人口在万历年间全国大致在六千万至二亿之间。但不管怎么说，张献忠在四川就屠杀了六亿人，是不可能的！确实，他没有杀戮“六万万”人。
但是，他真的“嗜杀”，那不是浪得虚名，而且他随心所欲地杀。如果是对敌方阵营的人还可说道，问题在于相当多的人是自己的官员、自己的嫔妃、自己的下属呐！杀状元是在他刚掌权的年份，只因爱得他紧；杀200文官不是因为他们贪腐犯大错，是在他的军队打胜仗远征凯旋之际，他看不惯他们欢迎的礼仪。正常年景都如此，长此统治下去，天知道他还会变幻出什么“变态”花样来。
据记载，四川到清初结束战乱的顺治十八年（1661年），在籍人口1.6万户，约8万人（实际人口中大量流民没法统计）。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四川人口清朝官方统计为“一万八千零九十丁”。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大约有685万人口死亡，残存的居民仅50万左右。
现在，有人估计，这685万人当中的三分之一是清廷或反朝廷的地方武装所致，另有三分之一是瘟疫、虎患、饥饿等自然灾害造成的，还有的三分之一是张献忠及其起义军所杀。“这个观点比较客观，现在基本得到四川学界的认同。”
也就说张献忠确实屠杀了三分之一的活生生无辜的四川百姓，即使大约估算约为228万人，那么是他杀戮的是不是鲜活的生命！他的行为算不算“屠川”？
黑化张张献忠，是满清立场的问题！可是明末那些野史笔记对他的描述难道都是伪造的吗？
同样的农民起义，李自成以及同期的罗汝才（曹操）、马守应（老回回），刘国能（闯塌天）、张存孟（不沾泥）等农民起义军，在这方面比张献忠的名声好得多。虽然李自成也一路打杀，十三次大规模屠城，尤其在崇祯十五年，为了打开封，揭开黄河，无数人死亡，行为不见得是仁义。如果按照张献忠的逻辑：“自我得之，自我灭之，无使他人得”，那李自成还不得把北京城里的人杀光，烧掉京师啊！
张献忠的名声如此之差，只能说明野史笔记民间传说不一定都是夸大、伪造，应有一定的真实因素。为张献忠正名，有人甚至说“他是反明抗清的农民军领袖之一，代表了广大民众的利益，是反抗统治的英雄。”是不是有点只管立场而罔顾事实了！
也有人说，七曲山大庙为一个反人类的暴徒正名、塑像，是否违背现代社会人类基本价值观？我看这种观点也太极端了，历代造反者能免得了烧抢杀戮吗？
只要把事实讲明白，公道自在人心！
至于有人提议“重新捣毁他的塑像！”这样做有那个必要吗？！
现在，既然雕像已经塑立在那里了，虽然民间匠人味道浓郁点，品味差点，毁掉不毁掉无所谓了！何况现在从旅游角度，那倒也是看点之一！
关键是得让大家知道真正的史实！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