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生李惠民的故事

侨生李惠民的故事

孙用川

50年了，好友李惠民的这段往事始终沉沉地压在我胸中，使我总怀着一份负疚，一份惋惜，一份“绵绵无终期”的惆怅。

李惠民年纪与我相仿，他生于印度尼西亚，上世纪60年代初，由于一场国际偏见，从印尼被“排华”回国。此时他正大学毕业，华文、英文俱佳。祖国接受了这位海外游子。惠民被安排到福建省东山县总工会担任秘书兼职工夜校老师。由于我家就住在总工会附近，加上“文革”期间有些接触，或许还因为动笔杆子的兴趣相投，相处甚融洽。惠民为人正直、热情、本分、单纯、善良、健谈。他知道我父亲喜欢看戏，每次城里有文艺晚会或放电影，必定送票请父亲去看。平日里彼此偶尔座谈，话题总离不开诗书文字。

“文革”中，他由于来自异国，自然少不了受一些审查，就此，惠民说：“应该”，毫无怨言，心胸何等坦荡！在那个历史时期，也许是为了表白自己的爱国情怀吧，他也投身于跟随“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运动。现在回想起来，他无非出于对文字的情愫，玩了一些不痛不痒的大字报而已。

故事的起因是1968年初，有一次，有个农民从海边捡到一件觉得有点奇怪的东西，是一个小玻璃瓶，内装一张英文小字条。农民心存疑惑，因东山是“海防前线”，十几年来经常发现“美蒋特务”的活动踪迹。农民觉得应该向上报告，但又看不懂内容。于是找到了我。他认为我读过几年中学英语，可以翻译。我接过手看了看，除一两个单词外，根本看不懂。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在座的几个人都认为事关重大，必须找一位精通英语的人翻译出来。我于是想到了李惠民。我立即把这东西带到总工会，请惠民帮助翻译看看。很快，惠民翻译出字条的大意是“亨特先生：你如果需要一位笔友，请把此信交给威廉斯，并告诉他瓶子（也可以译成“船”）上岸（也可以译成“登陆”）的地方。1967.6.30”。几个人一看，多年被教育出来的阶级觉悟和警惕性使大家不约而同地感到，问题疑似重大了。瓶子出现的地方蹊跷，内容隐晦，这明明是特务联络的暗语，不报告绝对不行！

惠民想了想，拿出一张稿纸，抄下了这一行英文和中文，郑重其事地折好，收进自己的工会会员证夹起来，意欲找机会报告当地驻军（因当时政府机关已经瘫痪）。

谁知，不久惠民参加了一个群众组织“上访团”，到北京反映问题，这在“文革”中是司空见惯的举动。到了北京，住进了接待处。无巧不成书，当晚，北京接待处大检查。检查人员命令所有人原地不动，把身上的所有东西掏出来放在桌上接受检查。检查人员从李惠民的工会会员证里发现了这张字条。不由分说，李惠民立即被捕，关进监狱。悲剧、闹剧从此开场。

同行的“战友”把消息传回家乡，朋友们都愕然。过了几天，县公安局派了两名干警腰佩手枪，很快找到了我了解情况，行动和表情都是如临大敌的注解（多年后我遇到其中一位干警，提起此事，他也感到可笑）。我把经过如实介绍了，但干警就是不依不饶，威胁说：“现在已查实，李惠民企图逃跑到英国大使馆避难。你必须老实交代，你们是怎样与美蒋特务联系的？”真是莫名其妙！我说真实情况就是如此，我不能乱说假话，你还可以找那几位知情者调查。他们才悻悻地走了，分明缺乏底气。

北京又传来消息说，事情很不好办。惠民在押期间，正好从国家某机关的档案里查出，解放初有个潜伏间谍名字就叫李惠民。这下抓了个正着。你这个李惠民又是从国外进来的，没错！可以想象得出办案人员的“成就感”和立功的喜悦。而我们几位朋友都清楚事情的缘由，没人相信。其实当局只要仔细调查一下实情，也不难明白。我想那些办案人员心里也未必不清楚。

大约关了一年左右，当局算是对这个案件进行了认真的审查。查明，那个所谓“潜伏间谍”如果在世，年纪应该是50多岁了；而惠民那时才27岁，文不对题。这段时间我们几位朋友知道事情有了转机，就多方找本地公安部门交涉。事实上他们也已知道案件有误，但就是不愿纠错，也不敢向上反映，生怕“立场问题”。只是不再认真追查，转入沉默和拖拉的极不负责任的做法。但惠民还是关着。

又过了几个月，据说公安部已确认李惠民无罪，同时他们清理监狱，已通知本县公安局派人把李惠民从北京领回。据县公安局的熟人透露，即便如此，闹剧还是没有就此收场。李确实被带回东山，但县公安局却不肯放人。原因不知是出于“宁左勿右”的职业习惯？是出于当时派性的感情？是出于有意表现自己“阶级立场”坚定？他们可以置一个人的危难于不顾，无须理由，就是不放人。如此，又拖了两三年。

1972——1973年这段时间，当局已经开始进行一些“落实政策”的工作。也许出于压力，李惠民不放，已经顶不住上级的检查了，记得是到1974年间惠民才得以释放。

然而，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惠民出狱后并没有回总工会上班，也没有实际的人身自由。此时，他从监狱又走向了只有半自由的县良种场管制劳动，养鸡，又是两三年。有一天，场里派他到县城购买饲料，我远远看到他已经不像当年那么青春的身影。我赶忙走上前去，想对他表达一下负疚的心情。没想到他已经先看到我，并老远就热情地打招呼，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我当时感到他反而是在安慰我似的，潜台词明明就是“不用介意，我不怪你的”。走近握手时，惠民的第一句话竟是“你父亲还好吗？”我顿时两眼含泪，不知所措。此时，语言是多余的。片刻，我们又匆匆分别，从此没再见面。

养了两三年鸡以后，随着落实政策的深入，惠民遂被安排到县一中当英语教师。我问起一中的几位老师，都说，惠民经过近10年的折磨，已心灰意懒，非常悲观，身心受到了难言的损伤。

一两年后，惠民以“照顾老人”为由，又申请并获准重新出去印尼。这样一位优秀的普通知识分子，就这样永远离开了祖国。听到这一消息，我感慨良多。

假如当时我本人具备翻译的水平，那么，这份厄运夲应当属于我。就算没去北京遇到那注定命运的检查，当我们报告情况递交字条的时候，我完全可能就立即受怀疑并先被捕经受审查再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我本文开头的所谓“负疚”，我这辈子永远难释此重负。是我连累了惠民。惠民是代我受过。

假如当时我们几个人“阶级觉悟”和“警惕性”没那么高，责任心没那么强，把字条毁掉就是啦，那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假如惠民“政治敏感性”强一点，只要假装译不来，也就万事大吉了。可是，这个“书呆子”！我们都是书呆子！

假如从北京到本地，所有的办案人员中多一两个人凭事实说说公道话，惠民的命运自然会是比较公道的。

然而，这一切都仅仅是“假如”。历史不会按照“假如”行进。

我坚信，世道难料，今日和往后，一定还会有很多很多数不尽的“假如”……

而使我十分惋惜的是，我至今别离了一位令人敬重的朋友。这倒还是小事。惠民重新出国时，国家已经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执行着一系列开明政策，惠民的后半生完全可以在国内享受一些公正的、用以弥补坎坷的、能尽力发挥他聪明才智的待遇。然而，他却离开了祖国！这才是最可惋惜的呀。惠民，在那边过得好吗？

特作此短文，留作纪念。让有机会读到此文的朋友去思考，去评说吧。

我把此文在我的博客上发表，希望在网络十分发达的今天，惠民能看到。

多年以后，我了解到，那种海边的小玻璃瓶，是一种叫“漂流瓶”的游戏。我们那时的无知竟闹出了这场影响一位优秀学士命运的闹剧，叫人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