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是“道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说，它把宇宙看成一个自然产生、自然演变的过程，天地万物是依照自然规律发展变化的，而“道”是世界的本源于与主宰者，这种“道”以清静为宗、虚无为体、柔弱为用”，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它是一切的开始，是万事万物的生化者。人之生老病死、草木之生长凋零、天地四时之变化、宇宙之始末等，皆归于“道”。《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地运行有其“道”，万事万物都是从简单演变到复杂，而复杂表象的背后有其客观的运行规律。他也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事万物都是相辅相成的阴阳共同体，相对而相依，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我们可以从现实生活中看到很多关于朴素辩证的哲学的智慧表达，即“祸福相依”“否极泰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矛盾双方相互依存，互为条件。除此，老子还提出对立面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为了防止走向反面，他主张要把自己放在弱者地位，认为“柔弱胜刚强”，这种观点在一定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它忽视矛盾双方的斗争，把转化看成是无条件的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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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老子所说的“道”，既是指宇宙的本体，也是指制约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自然规律。即是说“道”是宇宙万物由以产生的最初始、最古老的端源、天地之始，万物之母，道为“万物之所由”。
在《道德经》第39章中老子叙述了道对天地万物的重要性，得道是天地万物存在和生存的基础，失道或离道，天地万物和统治者都不能存在下去。道对于天地万物（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是如此重要和不可或缺，所以我们人类应该“得道”，按照“道”来行事。在《道德经》第37章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无为”即是“顺应自然”。道永远是自然无为的，然而没有一件事不是它所为。在政治思想上，老子主张“无为而治”，认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王侯若能效仿天之道来推演圣人之道，统治者持守“天之道”治理天下，顺应民心，不要对百姓多加干扰，要让人民自己得到自然发展，万物就会自生自长。
在《道德经》第29章老子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这显然是告诫人们，天下乃是自然的“神器”，非人力（或者毋宁说是“君主”或“中央政府”）所能左右，言外之意，中央无为，而地方自治。在第57章中，他以更为明确的措辞再次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这是告诫人们，社会难治的原因，是因为统治者收过多的税费，以及统治者太过聪明、有为，所以难治。在第57章中，他以更为明确的措辞再次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也就是说，政府无为，百姓自治（“自化”、“自正”、“自富”和“自朴”）。至于为何要提倡自治，老子在第49章中解释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统治者应该虚怀若谷，有海纳百川的气度，仁政爱民，不要只有自己的根本利益，要有广大群众的利益，心中时时装着百姓，急百姓之所急，解百姓所难。（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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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老子治国安邦的核心思想概括起来就是“无为而治”，它涵盖了当代宪法中的地方自治、人民自治和市民自由，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统治者的无力，企图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在老子所处的悲惨时代，“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当时，执政者互相争权夺利，弱肉强食，纷争不断，政治与社会大动荡，人民在战乱之中苟且活命，时刻都在担心灾祸的降临。老子把人民的不幸归结为社会的变迁。古时，百姓生活安定，天下大治。后来，人们产生了私有观念，社会出现等级差别，强豪兼并之风愈来愈炽盛，贫富差距愈来愈悬殊，便开始遭受压迫。正是这种压迫开发了人们的心智，他们开始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制造出各式各样的新奇器物。老子的“无为”，正是针对执政者的这种私欲膨胀行为而提出的，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社会的规则是极不平的，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人间世上多少富贵人家不劳而获，多少权势人物苛榨取，社会上处处可看到弱肉强食的情形，正如老子所说的“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春秋战国几百年的战乱达到了极点，可是老子没有看到战国的时代，只看到春秋的初期；那时的社会已经饥馑到人吃人的时代。庄子也曾经提到，后世必定会有人吃人的状况。大家在史书上只看正面，如果看到历史的反面，中国历史上全部人吃人的时代可以写一部专书。历史上在某一个阶段，曾把儿女互换的吃；天下大乱的时候，也有人母自杀以喂养儿女及一家人的活命。这类的悲惨事件，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历史除了正面的光辉灿烂，查一查反面的记载，那就惨不忍睹了。老子当时已看到社会的贫穷，百姓的饥饿。因为春秋时各国诸侯只有富国强兵的思想，毫不顾及人民的死活;人民税赋又重，以致民不聊生，饥饿又贫穷。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另一方面，诸侯的愿望太大，头脑太聪明，想统治人驾驭人，造成民穷财尽，当然“是以难治”。老子这些话，对当时的政治是一副清凉剂。其实，何止春秋战国如此，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民族，到了末代，都有这种现象。由此可以了解，老子的哲学以无为之治为药，是针对当时时代的一剂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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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经常说，中国文化儒、释、道三家，孔子开的是粮食店，打倒了粮食店，光吃面包牛排是吃不饱的，会吃出毛病的。几十年前打了粮食店，大家的肠胃部出了毛病，所以粮食店是不能打的。道家开的是药店，不病就不需要药店，一旦生病则非要去药店不可。所以老子开的无为之治这一味药是很重要的，碰到这个病，非用这个药不可。佛家开的是百货公司，吃饱饭又没有病，有空去逛逛百货公司，没有空就不去逛。这三家店都是人类生存的必要，都不能打的，打倒了就麻烦了。可是，这个时代，岂止打了孔家店，无形中对这三家店都在打，打得我们现在很难办很麻烦了。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同时也说明一个现象，到了某一个时候，人们宁愿死掉，所以古时候有所谓“宁为太平鸡犬，不做乱世人民”的说法。近几十年来，这一个时代的人，生活得太幸福了；三五十年前经过变乱的人，都有乱世人命不如鸡犬的感受，活得都不想活下去了。在清朝末年，直到军阀时代，更是如此。
这种现象是谁造成的呢?老子说是人为的，上面的领导阶层自己要求生，由于他们的求生欲望太大，要求过分，就使别人活不下去，也不想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军阀发动战争，开始的时候，有一两个日本真正有学问的哲学家便悲愤自杀，因为不忍心看到自己国家走上灭亡之路。这就是当年日本军阀胡作非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使千千万万人的生命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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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做一个统治者，不要只为自己而求生，而是要“无为其生，而后生”，先不要为争取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欲望等去刻意作为，而是学会先放下自己的欲望，尽量不要为自己去捞取名利，忘掉形名之分。就不怕活不下去了。就是这个道理。
综上述，老子强调的“无为”，其实就是要顺其自然，尤其是在治理社会的时候，强调统治者要效仿天之道来推演圣人之道，即“观天之道，执天之行，”这样要比颁布什么法令、制度来约束人的社会行为更合理，更有用。用今天的话讲，类似于市场经济理念，不过多干预经济，让经济自然恢复。但如何“无为”，如何“无为”而且“大治”，又是一套方法论。这种方法，就是政策上不干预，但政策上依据目标加以引导。法令上不严酷，但必须坚持法治化治理。目标上不激进，不滥用权力和民力，但一定是有目标的，且追求“治”的目标。对于管理企业来讲，也是如此，如果领导者能让员工在宽松环境下自觉积极工作，即便他不加以约束，企业也依然可以有很大发展。无为而治乃大治，也就是说，“为”有时候反而不如“不为”，“不为”即是“有为。”
西汉的文景之治，就是对治世目标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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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雄才大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儿子汉文帝刘恒在位期间出现的“文景之治”更是令人叹服。汉文帝刘恒之所以能把汉朝的帝业进一步向前发展，是因为他懂得渐进的道理，不贪功冒进，以俭养德。
汉文帝刘恒，在位约23年。他在位期间，不急于建功立业，而是针对汉初民生凋敝的局面，采取“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使秦末颠沛流离的百姓终于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天下如有旱灾或虫害，他就加倍施恩于臣民，如免去诸侯进贡、开放山田泽矿、允许民众渔猎、鼓励农业生产与工商业发展以做强经济。在对待皇室财政开支方面，他带头缩减自己的衣服、车驾、犬马，裁减官僚机构的官吏，开放粮仓赈济平民。自其登基以迄驾崩，他未曾扩建过宫室苑囿，未曾增加过犬马车驾，凡于民不利的，他就下令予以撤销。
有一天，宫中计划修建露台，文帝叫来工匠进行预算，需要花费百金。文帝听后说：“百金等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我奉守先帝的宫室，经常担心有辱先帝的名声，何必要修这露台呢？”便废止了修台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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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的清心寡欲、不讲排场，还表现在他对自己死后的丧事处理上。他非常不放心自己的丧事，唯恐人们铺张浪费，劳民伤财，因此立下遗诏：“我听说天下万物诞生后，没有一个不死的，死是天地间的常理、生命的自然结局，怎么可以过分哀痛呢？方今之时，人们都喜欢活着，厌恶死去，人一死就要厚葬，弄得损财破产，长时间服孝，以致伤身害体，对这种做法我十分不赞成。况且我又无德，没做什么有利于人民的事。现在谢世，却使百姓长期服丧痛哭，寒来暑往，旷日持久，让别人家的父子为我哀痛，老少为我伤心，不能正常饮食，停止祭祀鬼神，这等于加重了我的罪孽，如何对得起天下黎民百姓！我有幸得以守护宗庙，微末之身列于天下君王之位，已有二十余年。仰赖天地神灵的福佑，国内安宁，没有战争。我虽不敏，却常恐行为有失，辱没了先帝的遗德。想到岁月悠长，唯恐难以善终。而今有幸得尽天年，能侍奉于高庙之中，以我之不明，有这样的结局，还有什么可悲哀的呢！你们要命令天下臣民，自出丧之日起，服孝三天即皆可除孝服。不要禁止娶妇嫁女、祭祀、饮酒、食肉等行为；参加丧礼的人也不要光着脚；孝服的带子不要超过三寸，不要在车驾、兵器上缠孝布；不要命令男女民众来宫中啼哭，应来宫中举哀的，早晚各举十五声，礼毕即可。非早晚举哀之时，不得擅自哭泣。要布告天下，使臣民明白我的心意，我下葬的霸陵，山川要一仍其旧，不要妄加改变。我死后，把宫中夫人以下的宫女全都放归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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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奉行中道，循序渐进，不求有什么丰功伟绩，只是一点一滴地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历史，为西汉中期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历史上留下了“文景之治”的治世。从汉文帝的“无意建功名，功名反在身”的结局可看出，为官之人越是坚守仁爱素朴的大道，越能得到人民的敬爱，其功德在不经意间就修成了。
综上述，老子崇尚“清净无为，顺其自然”，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人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应该顺应大自然的法则，与自然相一致、协调，不做违背自然的事，更不能破坏自然的和谐，从而达到“返璞归真”的状态。即“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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