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菲，我有话要对你说...”
凌晨一点的手机里，这句话被不断的重复，声音虚弱、断断续续、带着恐慌和焦躁，我听到旁边有人呵斥阻止他的声音，他的手机被强行“抢”走，他又挣扎着“抢”回来。
他不断重复着同一句话，带着颓然的，想要撞开命运扼住的喉咙却怎么也撞不开的无力。
电话挂断以后，空气又陷入沉寂，我望着被月光洒上一抹亮的天花板，“呜呜”地哭起来。一旁的妹妹抱着我的胳膊喊着“姐”，她的脸上满是泪痕。
今夜的父亲和四年前的父亲仿佛是两个父亲。
四年前一个平常的下午，我在寄宿学校的移动电话上拨通了父亲的号码。
“喂，菲菲啊，怎么这么久没有给我打电话了，不想我啊？”电话那头，声音明亮，满含笑意，又带着些孩子气的埋怨，可爱极了。
我给他讲述我全新的高中生活，寄宿的烦恼和乐趣，他给我分享他的工作，弟弟妹妹的学业，和家里菜园子的长势。
这些故事留在记忆的时光里，没有了立体的形状，在那一晚显得如此虚妄而又不真实。
1
我的老家是一个西北小镇，穿过密集的小镇人群，就是成片的玉米地和小麦地，像一张大托盘一样，托起了整个镇子，也托起了镇子人民一年又一年的口粮。“托盘”的角落里夹着我们家的三亩地，其中一亩种小麦，一亩种土豆，一亩种玉米。开春的季节，冻土需要翻新，新一轮的种子需要播种，乡里邻居们扛着锄头、抱着种子、带着干粮，头戴草帽、擦汗的毛巾往脖子里一挂，便干劲十足地干起活来了。
今天我的任务就是带着父亲去我家那片玉米地种田。
昨天夜里父亲又是烂醉如泥地深夜回家，我在睡梦里隐隐约约地听到庭院大门响的声音，继而是他“吭吭卡卡”咳痰的声音，走路都走得歪歪扭扭了，从他将水泥院子踩的“啪啪”响，铁盆子撞翻了好几个就能听得出来。
还好那天他心情没有那么“糟糕”，只在我们睡觉的房间掀了一下门帘，就往他独自睡觉的偏房走了。
老家的房子方方正正，东西为围墙，南北两面修院落，围着一个100多方的大院子，父亲在院子里开掘出20方左右的菜园子，种了青菜、白菜、萝卜、西红柿，还有他心爱的一株枣子树。入院的大门就在朝北的两间房子中间，左边一间为仓库，右边一间为母亲的百货商铺。穿过中间夹的门道往里走，玻璃走廊连起来的三间上房，中间为客厅，两侧为住房。
那时候母亲、我与妹妹、弟弟分别住在朝东的三间成套的卧室里，父亲因总是醉酒，便让他一人住在朝西一间空旷的卧室。
北方男人喝点小酒，微醺的时候洒脱大方，像个勇士一样在生活中披荆斩棘。父亲以前也是一样。
夏夜傍晚，父亲常聚几个朋友，边吃饭边喝点白酒，他和朋友们高谈阔论着今年庄稼的收成、赚钱的行当、或者近期的新闻，朋友们亲切的尊称他“四爷”。
等到朋友们散尽，他也是微醺的样子，脸颊有些潮红，浑身放松地躺在床上，他喜欢叫弟弟“瑞哥”，叫我“菲姐”。我们喜欢在父亲喝醉的时候缠着他，围在他身边、趴在他背上、依在他身上，因为在那时候问他要零花钱，他总是格外大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酒由原来潺潺滋养的清泉变成决堤的潮水将父亲淹没了？
他开始大量饮酒，隔三差五便会喝得烂醉如泥回来。母亲几次深夜从酒场上带他回来，他头发像鸡窝一样胡乱地堆着，眼睛迷离又浑浊，生气的时候他会瞪大眼睛，摆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回来之后，他会在西套房里来回走动，故意大声摔东西，搅扰得一家人睡不了觉。
父亲与母亲争吵的次数也变得越来越多，父亲几次用手砸破玻璃，将煮好的一锅饭泼到院子里，甚至动手要打母亲。
母亲身材瘦小，眼睛红肿、脸色阴沉地站在父亲面前，被父亲扯得凌乱的头发，和眼泪混在一起粘在脸上，她随手擤一把鼻涕抹在裤子上，对站在面前醉酒、暴躁的父亲说：“跟着你就没几天好日子过，你继续打啊。”一把刀横在桌子上：“给，要么你一刀砍死我。”
年少的弟弟妹妹像受惊的小鸟一样躲起来，再也不愿意去亲近父亲，我们都本能地维护在体力上处于弱者的母亲。
母亲对于父亲喝酒这件事情已经感到非常厌恶，但也无能为力。
那天上午，眼看着村子里的人家都种好了新田，母亲一大早便催促着我叫醒父亲去田里干活。自从父亲酗酒，脾气变得琢磨不定以后，一大家子七口人，也只有我作为大姐能厉声地责备一下父亲，然后强拉硬拽地督促他去干活。（那个时候你几岁？在读几年级？）
父亲在前面脚步拖沓的走着，铁楸抗在一侧的肩头，他的神情有些疲惫和僵硬，一抬头看见初春明亮的阳光，刺得他连忙用手挡了一下。春天的阳光，化开了冬天的寒冷，化开了凋零和枯萎和长眠，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样子。我多么希望阳光带着我的家人，我的父亲，也像往年一样的生机勃勃、笑语欢声。
父亲在旁边的果园里随手“偷”了一个还很酸涩的果子给我，开始在田里一楸一楸地翻地，我咬一口果子，酸得龇牙咧嘴，他疲惫的脸上浮起坏坏的笑意，我装着生气的样子，冲他翻几个白眼，开始将播种需要的塑料薄膜展开，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爹，你不要喝酒了吧，对身体不好。你不喝酒的时候真好，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
“嗯……”他没多说话，若有所思的样子，昨天的酒还没有全醒，他看起来像没有休息好，又好像因为无法冲破的什么事情在挣扎和痛苦。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柔软和疼惜，对他喝酒的埋怨烟消云散。
没干一会儿活，父亲已经汗如雨下。他看起来格外疲惫，身体有些弓起来，没有以前的硬朗和挺拔了。
他说：“不行了，我休息会儿。”然后便如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蹲在田埂上抽起烟来。
我一边打趣一边禁不住地又埋怨起来：“你真是越来越懒了，没干多少呢，快点。”
一阵风吹过，路旁的杨树叶子呼啦啦地响。
（如果可以，在目前1、2之间可以新增一个篇章，写一写在父亲年轻时意气风发的往事，包括之前父亲对你们的关爱）
2
每次父亲想要躲避责备和内疚时，就会去奶奶家。
八十多岁的奶奶在炕沿子上休息，望着两天没有好好吃一顿饭的父亲迷迷糊糊地躺在沙发上，又气又无奈地下炕打两个鸡蛋给他泡馍吃。她腿脚不利索，喘着粗气在炉子旁一边走动，一边没好气地说：“整天喝那点“马尿”有什么好的，以后喝醉不要再来我这里，我不会给你开门。”
一月回一趟娘家的姑姑，家里有几十亩地操持，也对自己最小的弟弟很铁不成钢。她坐在父亲对面语重心长地说：“钱四，娃娃们还要上学，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父亲点了点头，表情尴尬地岔开话题：“你家院子里那棵梨树上的梨带了没，甜得不得了。”
开了几十年商铺，在镇子上名噪一时的小舅，打电话让父亲帮他去卸货，同去的还有姑爹和二舅三个长大成人的儿子。父亲原本是极乐意帮忙的，但是后来面对小舅的邀请，也显得有些推脱和勉强了。
原因是每次小舅聚拢亲戚们搬完货后，都会照顾大家好好吃一顿。饭桌上免不得要说起父亲喝酒和工作的事了，教训几句。父亲咿咿呀呀地把话题支过去，在这么多人面前觉得丢脸。
酗酒、不好好干活似乎已经成了他的标签，以至于很少有人提起父亲年轻时转战几个行业，每个行业都能风生水起的历史。小镇里，最早买DVD的那个人，最早在装电话的那个人，最慷慨的请大家吃饭的那个人，都是父亲。
曾经的辉煌和慷慨，被如今的败落笼罩起来。人们的责备嫌弃也好，好言相劝也好，都冲撞着父亲强大的自尊心，使得他越发着急、焦躁和失控起来。
后来，父亲就病了。
有一天他说眼睛浑浊，看不清眼前的东西，我们取笑他酒喝多了。还有一天，他又喝醉了酒，打了妈妈，然后一个人躲进他的偏房里，两天没有出来。我们三个孩子不想理他，一日三餐熟了，各自推搡着不愿意端过去。等到终于有人端过去的时候，我们发现上一顿送去的饭，他一口也没有动。
那时候，我们以为这一切都是喝酒带来的变化，谁也不曾想到父亲的身体是真的不行了。
春耕之后，田里的活算是告一段落了，各家的男人们出外打工的出外打工，在镇子上经营商铺的经营商铺。两公里长的街道两旁，各种百货商店、蔬菜水果店、衣服理发店，电器五金店，音乐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毫不热闹。
我又将启程出外上学了。（这时候是大学几年级？）
去学校，要坐上一夜的火车。我拖着重重的行李，站在父亲睡觉的房间里。厚重的窗帘挡着室外明亮的光，中午十二点，室内还是一片阴暗和浑浊，一股酒气。
高中时候，每次我从家中出发去学校，父亲都是万般舍不得，一定要送我上大巴车。但那天，他依旧醉意十足地躺在床上，乱糟糟的头发，黑沉的脸。
我厉声地责备了他：“你就不想好好干活，你就整天喝酒，家人对你来说算什么！”
我话说得很硬，流了眼泪，父亲也是狠狠地瞪着我，沉默不语。然后我就拖着行李走了。我的心里五味陈杂，我担心父亲，担心母亲，担心弟弟妹妹，又想一走了之，离家远远的，真是解脱。
我没有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尚且“康健”的父亲。
3
大学学校里的生活缤纷多彩，我当上了班干部，有了喜欢的男生，每天在学业和班务之间忙碌，往来的电话不是谈论班务，就是和男朋友聊天，忘记了自己已经二十多天没有给家里打电话了。
每次和家里打电话，我都能猜想得到电话那头家人会说些什么：母亲无尽的抱怨和诉苦，和父亲醉醺醺的声音。
有一天，我正躺在宿舍床上看美剧，在剧情的关键时刻，我极不情愿地接起母亲的电话。
“喂，菲菲，”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我以为又是和往常一样的开头，继续心不在焉地一边看电脑一边听电话。
“我们在医院，你爹这两天身体不舒服，现在在检查。医生说可能是肝硬化腹水，你在网上查查看这是个什么病。”我听出了母亲的不知所措，“我跟你姑姑在一起，我们前几天看他那个样子就不对劲，你二爹、舅舅、姑姑都劝他去医院看看，他就是不去，这次肚子像个球一样的胀着，还硬邦邦的，吃不下饭，挺吓人的，才让你姑姑和我陪着来的……”
我立刻开始搜索这些信息，“腹胀、茶饭不思、脸色暗沉、便血、眼睛模糊”，所有这些症状都齐齐地指向一串名词，肝硬化腹水。而且，出现这些体症说明病情已到中晚期。
我的声音变得沉重和警惕，我将得来的情况如实告诉母亲，我们在电话里彼此沉默。
那时候的心情是半吊着的、茫然的，似乎知道这是一个不简单的病，但是对它将给我们往后的生活带来多大的影响，并不清楚，以至于我们心存了很多希望，想着父亲或许在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就能回家修养了，而且从此他在医生和病痛的提醒下，一定会远离酒精，他会逐渐地好起来，干些轻便的活，一家人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我们沉在自己的假想里，觉得这或许是上天一个小小的惩罚和提醒，父亲的强壮、幽默、能干与生俱来，哪怕是走了弯路，也一定再回到正轨。算命的说他老来会享福，因为三个儿女出息又孝顺。
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肝硬化腹水晚期。我们在网上查到说晚期病人通过治疗，至少还可以活三年，甚至情况好的话，活个十年二十年也说不准。亲朋好友也告诉我们，说邻村的谁谁谁也是这个病，治疗以后回到家，每天放羊除草，守着三亩地唱着歌儿，又潇潇洒洒地活了半辈子。
我和母亲想，父亲也会是这样的，等康健些了，我们回到家就让他呆着，想做些什么做些什么。他爱养花，就让他养一辈子的花好了，只要健健康康的。
我们始终心存希望。
父亲生病的消息逐渐传了出去，亲戚们轮流来看望父亲，大家对他酗酒的责备瞬间消失不见，会议起来都是父亲的好，留下的只有心疼和哀叹。
他的状态变得缓和安静，我再与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的声音清爽而温和，问候我的学业和校园生活，我们又像朋友一样的聊天了，只是这一次主要是我说他听，像所有生病的人一样，他显得虚弱而需要照顾，我带着欢快的语调天马行空的同他讲话，我们只字不提他的病情，似乎它是不存在。然而越是逃避的东西，越加顽固地存在。
姑姑和母亲说，让我不要一下子打电话那么勤快，因为大家没有确切告诉过父亲他得了什么病。他只知道在医院住一段期间，之后就可以回家了。
于是，我每天都给母亲打电话，询问父亲的心情和身体。我与母亲打电话时难过又沉重，几次在电话里两人相对着哭泣，但只要父亲接过电话，我就成了活泼懂事的小孩，和他嘻嘻闹闹地说话。
父亲打小最疼我，因为我是他的第一个孩子，学习成绩好，嘴巴也甜，在亲朋好友里倍受夸赞，常常使他欢喜不已。
我想要向学校申请休假，回老家，照顾父亲，但是家里没有人同意。他们说我就要期末考试了，还要拿奖学金，过去也帮不上什么忙，还是学业重要。他们还说那时候父亲积极配合治疗，身体有开始好转起来，让我放了暑假再回去照顾他
虽然那时我已经大三快毕业，他们看我还是小孩子，不仅帮不上什么忙，还是同样需要被照顾的小孩子。
而我另外两个年幼的弟弟妹妹就更不用说了，他们茫然地看着发生的这一切，默不作声地守着空旷的家，夜里自己睡觉，每天按时喂饱家里养的鸡，将父亲养的花浇好水，井井有条地做些自己能做的事。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肝硬化腹水”是什么。
4
以往每次从学校回家，父亲在凌晨两三点的时候，还会给我打电话，大概是一觉睡醒了，他在电话那头固执地问我“到哪儿了，吃了没有”，反复交代“一个人要注意安全”之类的话。
但这一次却没有。
在市医院住院部的楼下，母亲站在门口接应我，她没多说什么，接过了我手中的皮箱：“这两天听说你回来，他一直在念叨你。”
我走进去的时候，父亲正坐在床上吃中饭，他是如此地消瘦而又羸弱，我们相互愣了一下，我立马笑嘻嘻地报告我回来了，假装当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依偎在父亲床边。
他穿着蓝白相间的条纹病服，从解开的领口那里看到他的脖颈和胸脯，肋骨隐约地出现，因为瘦得快，原来紧绷的皮肤松了下来。他的面容没有太多变化，倒是清爽了很多，络腮胡子剃得干干净净，发型还是以前的三七分，整整齐齐地梳着，脸色蜡黄。
我们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吃面条，但没吃到一半，就将饭盒递给母亲说不吃了。
我有些不知道该聊什么了，关于病情我一句也不说，一句也不敢说，我怕极了尴尬。于是我说：“我来帮你按摩一下吧。”
他点头。
我跪在他身后的床上，双手握在他的肩膀上，摸到几根硬邦邦的骨头，使我几乎不知怎么下手。我想起以前夏天的傍晚，他脱光了上衣与他的兄弟们吃饭喝酒，他的背很厚，坐在凳子上微微往前弓，肚子上被折出两道“游泳圈”。他不是胖，是壮实。我知道他瘦了，却没有看出他竟瘦成这个样子。
我的眼泪满溢出眼眶，但是强忍着自己不发出声音，把喉咙哽得生疼，当眼泪掉落得越来越多的时候，我默不作声地背对父亲走出了病房，在没有人经过的楼梯处，放开声音“呜呜”地哭了很久。
我就这样陪了父亲三天，我们相处得很自如，也很小心翼翼。
有一天傍晚，父亲消下去的肚子突然又胀了起来，躺在床上完全动不了，他看起来很绝望。医生护士不断地跑过来，把各种仪器连接在父亲身上，母亲熟练地配合着医生，大家都埋头操忙，我站在一旁手足无措，完全是一个无用的小孩。
医生说：“赶紧转院去省医院，连夜过去，已经联系好了那边的医生，或许有希望……”
父亲痛苦地躺在床上，已经无心顾及周围的一切，姑姑二爹大爹早已经到了医院，租了一辆面包车就在楼下等着。母亲匆忙地交代了我几句，要我回家照顾好弟弟妹妹。我说我要跟着一起去，亲戚们在周围都说：“不要去了，去了也没有用，去照顾好你弟弟妹妹。”
我徒然地站着，慌乱而没有主意。没有人说让我也陪着去一下，我多么希望那时候自己能更强硬，更有主见。直到他们半扶半抬着父亲走了，一切又重新陷入寂静，我才缓过神来。
就在那天夜里，凌晨一点，父亲的声音通过电话断断续续地传来，他语无伦次地，不断地重复着：“菲菲，我有话要对你说……”
他有很多话情感需要表达，很多痛苦需要吐露，却是一句也没有讲出来。
后来我听母亲说，那时候的父亲已经精神错乱、神志不清。他凌晨两点在医院的走廊上焦躁地走来走去，将挂输液瓶的竿子拔下来，敲打着顶上的楼板，他站在床上拽顶上的一段灯线，他拼命的撕扯着自己的衣服，他不断地打电话给我和姑姑，这两个在他心目中最亲近的人。（前面不是写到母亲和姑姑一起坐着面包车去了吗？怎么在这里没有人陪他了？需要交代得更清楚些）
在他最慌乱的时候，却一个也没有陪在身边，他在电话里重复着相同的话：“我有话要对你说...”
第二天，亲戚们就车拉着他又回来了，这一次是回家，医生开了很多药，让回家输液，回家休养。我到后来才知道，所谓的回家休养，其实就是放弃治疗，在家度过最后的时日。
我们绝望、痛苦，却还是心存侥幸和希望，甚至认为奇迹会发生。
但父亲最终还是走了。
我常常在父亲睡过的房间里逗留，看着全新的床单、被褥，看着一尘不染的桌子和地面。我开始一个抽屉一个抽屉的翻，翻与父亲相关的一切物件。我找到初中时我亲手编织送给他的一个钱包，他像宝贝一样的藏在柜子的夹层里。我找到他收藏的几罐茶叶，找到他抽剩的半盒烟，找到他的一个通讯录本子，我一页页翻看着他写下的字，那里有他的气息、他的思想和他握笔的样子。
我无意间翻到中间的几页，发现纸张用中性笔画了很多纵横的线条，画得乱七八糟的，这应该是他生病住院之前画的，我突然想到他那时候就非常的痛苦和不适了。
他大概在一些纠结绝望的时候，就这么一个人坐在空旷的房间里，画下那些纠结的线条，就像他那时的内心一样。
我突然体会到他在生意败落以后内心的挫败，他供养家庭和三个上学的孩子的压力，他受到伤害的强大的自尊心，他可能早早就受到病魔的牵制而深受痛苦。可是这一切都晚了。
我想起那时候，我们拿道德的标尺去考量他、束缚他、围攻他，却很少时候去体会、照料和帮助他。我们往往对身边的人过于苛求和急躁，而没有真正静下心来关切他。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如此的无知以至于失去了很珍贵的东西。
我用手机拨下了父亲以前的号码，一遍一遍，“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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