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使我开始关注春秋战国时期三家分晋后魏国君主魏文侯。战国七雄中，可能是秦国风头太盛了，很多人对战国率先崛起的魏国关注不多。其实魏国当家君主魏文侯的治国理念就是放在今天也算得上楷模，其秉持的职能主义用人理念对于匡扶时弊是一味良药。
魏文侯(前472年―前396年)，姬姓，魏氏，名斯。前453年，春秋晋国的三大夫韩、赵、魏联合击败智氏，平分其地，而后废掉自己的晋国君主分别自立，建立了韩、赵、魏三个政权。前445年，魏斯继承了其父亲魏桓子的小宗之位。前403年，即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正式任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史称“三家分晋”。以此事件为标志，历史的车轮由春秋过渡到战国时期。（注：先秦时期，姓氏分开，男子称氏不称姓，女子称姓不称氏。）
魏文侯是魏国百年霸业的开创者。魏文侯在位50年，任贤使能，内修德政，外治武功，北灭中山国，西取秦西河之地，东败齐国，南败楚国，开拓大片疆土，使魏国一跃成为中原的霸主。
严酷的竞争环境催生了“民重君轻”
在三家分晋时，赵氏获利最多，得到了晋国北部的大片土地，并向东越过太行山，占有邯郸、中牟。魏氏与韩氏在赵氏的南边。魏国西边是一河之隔的秦国，北边是强大的赵国，东边是新兴的韩国，南边越过中条山和黄河是秦、楚、郑拉锯争夺的陕地。魏国被紧紧地裹在晋西南一隅，稍有不慎就可能面临亡国危险。
在这种充分竞争环境下，唯有富国强兵才能生存下去。为此，各诸侯国展开了人才争夺战，君主以能够礼贤下士而受到尊崇。之所以贵为一国之君的君主能够放低身段，确实与形势所迫有关。
下面“贫贱骄人”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史记·魏世家》记载，“子击逢文侯之师田子方于朝歌，引车避，下谒。田子方不为礼。子击因问曰：“富贵者骄人乎？且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夫诸侯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贫贱者，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楚越，若脱躧（xǐ ）然，奈何其同之哉！’子击不怿（yì）而去”。（注：子击，为魏文侯之子，以后继位为魏武侯；躧，草鞋；怿，欢喜。）
魏文侯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会吸引人、最善于用人的君主，在他主政下，魏国史称“能士济济”。比如在魏国兴起西河学派，领军人物是孔子学生子夏以及再传弟子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军事上有天才军事家乐羊、吴起，在人才选拔方面有魏成子和翟璜，还有著名的经济专家李悝 （kuī，又名李克）。正是由于这些杰出人才，使魏国在短短数年间，率先蓬勃崛起。《史记·魏世家》记载，“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于诸侯”。
魏文侯在用人方面确实有常人不及之处，深得道家精髓，开启了战国礼贤下士之风。其后战国四君子之一的魏国信陵君无忌，名扬四海、为人敬仰，就是深受祖上遗风影响。当时，孔子学生子夏在魏国西河开堂授课，魏文侯亲自拜他为师，接受教导。段干木清誉甚高，一开始不与合作，先在西河当隐士，魏文侯便驾车前往请教，段干木却避而不见。文侯以其贤，每过段干木家，必下车致意，段干木知其诚，乃前来晋见，相交为友。《史记·魏世家》记载，“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
“利国重于忠君”的职能主义是消灭国妖的法宝
魏文侯是个务实派的改革者。“在领导统御上，他最重要的精神便是职能主义，他认为胜任自己的职务，比忠于君王个人更重要。他明白地告诉自己的臣属，很多君王身边的近侍，虽常能让君王觉得称心如意，却常会排斥朝廷中的有能之士，这种臣属在魏文侯眼中便不能算是忠臣。只有对国家体制的强化能够有具体贡献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忠臣”。
当今社会乱像，一个最深刻的原因就是基于人人不信任基础上的用人唯亲问题。很多领导者培育亲信、重用亲信，以向其个人效忠为“忠”，而不是像魏文侯这样以职能主义为用人原则。被人称为国妖的军中妖孽郭伯雄、徐才厚，滥用职权和受贿程度触目惊心，其实他们不一定就真贪那个财，只不过以贿赂作为是否向其个人效忠的判断方式，滥用职权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培养完全忠于自己的势力。他们作为金字塔的顶端，开启受贿之端，如一架超级发动机从源头上带动了整个系统的贪污受贿之恶风，祸乱遗害无穷。地方官场用人形势也不容乐观，官僚主义和潜规则盛行，数不清的政府机关和领导，除了想着弄出来点花头往上爬之外，眼睛很少真正关注和解决基层社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很少从一个地区、单位长远建设进行谋划施政。
其实当代社会的滥用职权、权利寻租、送贿受贿以及任人唯亲，与历史上宫廷权争、宦官弄权、外戚为害、蕃镇作乱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无论什么时代，国家动乱皆始自国君昏庸目瞽、忠奸不辩，然后是国妖当位、贤者被黜。因为随着历史演进、生产力发展，权利能够带来的精神和物质利益太大了，人心不再质朴，于是有了“知人知面不知心”，人与人之间即便是同生共死的弟兄，患难阶段一过就开始互相猜忌、信任不再。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重建的信任，必然是从血缘关系开始，最亲的如父子、兄弟，再次之如外戚，然后是身边人如宦官、近侍、秘书之类，对真正的功臣宿将反而比较忌惮和不信任。历史经验表明，基于血亲、私人关系、阿谀逢迎和个人私忠基础之上的信任皆不可靠，唯有建立在国家集体利益之上的职能主义，才是永恒的。
2500年前的魏文侯就有如此见识和用人理念，实在令人钦佩。他认为，那些无法胜任工作，只会讨好君王个人的臣属，对君王反而是非常危险而不利的，对于这样的人，君王必须有所警惕，否则很容易被蒙蔽。相比之下，即使在当今民主政治时代，不知有多少领导和领袖人物，以臣属是否“对自己个人效忠”为“忠诚”的判断标准，而不是以“为国家集体利益负责”为“忠诚”的判断标准。
两千多年来，魏文侯式的人物寥若晨星，之所以大多数人不能奉行职能主义，原因是他们个人修养欠缺，自身轻浮而又缺乏真正自信，因此喜欢听取馋谀之言以愉悦身心，而对逆耳拂逆之言则比较反感，他们喜欢从外在馋谀之中来寻求自身力量，而真正的内心力量从来不是外求的，是自心的磨炼与升华。由此知，职能主义的理人未必不明，但即使理已明，人在实践中也未必能够正确推行。
职能主义的核心是任贤使能
魏文侯时期，魏成子和翟璜都为魏国引荐了许多人才，在选择谁当宰相方面，魏文侯一开始也拿不定主意。这个故事在《史记·魏世家》中有详细记载：
魏文侯谓李克曰：“先生尝教寡人曰‘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二子何如？”李克对曰：“臣闻之，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
（笔者叹：李克与魏文侯确实都是顶尖高手，几句简单的对话，如蜻蜓点水，语言却是如此得体，然后双方都默契得心照不宣了。）
李克趋而出，过翟璜之家。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相矣。”翟璜忿然作色曰：“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子？西河之守，臣之所进也。君内以邺为忧，臣进西门豹。君谋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以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fù）。臣何以负于魏成子！”（注：趋，快步走；西河之守，为吴起。）
李克曰：“且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而置相‘非成则璜，二子何如’？克对曰：‘君不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之为相也。且子安得与魏成子比乎？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之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得与魏成子比也？”
（笔者语：本段第一句份量极重，意思是难道你向君主推荐我，就是为了相互勾结起来，为自己当大官铺路吗？李克以国家利益为重，在国之大事上，不徇私情、不报私恩、襟怀坦荡、秉公而言的精神，瞬间充盈宇宙，令今人羞愧。）
翟璜逡巡（qūn xún）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注：逡巡，退却恭顺的意思。）
《吕氏春秋》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孟尝君问于白圭曰：“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 ”白圭对曰：“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桓公也”。
魏文侯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识贤、尊贤和任贤，还在于他能够使能，只要是有本事的人，他都能够为我所用、用其所长，而且能够安置在最恰当的岗位上。魏文侯重用吴起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闻魏文侯贤，欲事之。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于是魏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文侯以吴起善用兵，廉平，尽能得士心，乃以为西河守，以拒秦、韩。
魏文侯能够重用吴起，在那个时代是需要非常大的决心的。吴起名声非常不好，见之于史册的有两件事，一是杀妻求将，二是因不孝被曾子逐出师门。
史载：吴起，本为卫人，其少时， 家累千金， 游仕不遂，遂破其家。乡党笑之，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馀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 啮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起绝。
吴起在鲁国时，恰逢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
就是这样为鲁国立下大功的吴起，终究不能被鲁国所容，吴起不得不另投明主。遇见魏文侯，是吴起之幸，是魏文侯成就了吴起。
通过魏文侯选相和重用吴起，说明魏文侯看重的不是功利，他属于职能主义者，注重从长远视角和国家利益来思考问题，尤其重视对国家有利的人才和规划。
人们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由此知非贤人不能聚贤，真是分毫不差。那些喜欢被人拍的、任用亲信的领导绝对不是好领导，那些单位风气不正、腐败丛生的，其一把手肯定有问题。
以儒学为基，较好实践了“德主刑辅”
谈起变法改革，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商鞅变法。其实李克在魏国主持制定的变法改革，由于魏文侯的带头遵守，在魏国得到了很好实施。这套法律后来也被秦国献公、孝公和商鞅所采用，并一直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与秦国单纯强调依法治国不同，魏文侯是德法并行，重用儒生进行教化，开辟了西河学派之文风，为魏国培养了大量人才。
魏文侯知道孔子学生子夏的盛名和学识，决心一定要请子夏到西河坐镇。于是，魏文侯亲自拜子夏为师，对子夏异常尊重，这可是帝者师的最高荣誉，其老师孔子生前也没有享受过如此尊崇的荣誉。魏文侯在延请子夏来西河的时候，传说子夏已是百岁老人，很少亲自教授了。而且子夏由于老年丧子之痛，哭瞎了眼睛。在西河真正教授的是子夏的弟子齐人公羊高、鲁人谷梁赤、魏人段干木和子贡的弟子田子方。子夏亲自坐镇西河的象征意义非常大，一时之间华夏文化的重心就转到了魏国，转到了西河，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魏国俨然成为中原各国文化的宗主国。
与鲁国曾参提倡的重礼、重孝的儒家流派不同，以子夏为灵魂的西河学派之儒，培养的是经世济用之儒，是实用的治国良才，可以直接充实到国家官僚系统中，因此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很多士人在西河学派学习后，很自然地选择魏国为其效力的首选国家。这样，西河学派就为魏国吸引、培养了大批官员。
子夏在魏国西河没有几年就去世了，但其坐镇西河的深远影响却长期存在，使得魏国取代鲁国成为了中原各国的文化中心。这些教化工作为魏国在战国群雄中称霸百年打下了良好根基，令今人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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