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蓝--人间情书
童年是灵魂生长的源头。
使沙漠显得美丽的，是它在什么地方藏着一口水井。我相信童年就是人生沙漠中的这样一口水井。始终携带着童年走人生之路的人是幸福的，由于心中藏着永不枯竭的爱的源泉，最荒凉的沙漠也化作了美丽的风景。
在乡村中，时间保持着上帝创造时的形态，它是岁月和光阴；在城市里，时间被抽象成了日历和数字。在城市里，光阴是停滞的。城市没有季节，它的春天没有融雪和归来的候鸟，秋天没有落叶和收割的庄稼。只有敏感到时光流逝的人才会有往事，可是，城里人整年被各种建筑物包围着，他对季节变化和岁月交替会有什么敏锐的感觉呢？
信仰生活的失落。情感生活的缩减。文化生活的粗鄙。诉诸官能的大众消费文化泛滥，诉诸心灵的严肃文化陷入困境。
列车飞驰，窗外无物长驻，风景永远新鲜。景物是流动的，思绪也是流动的，两者融为一片，仿佛置身于流畅的梦境。
人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否则就不会因为自己失去了王位而悲哀了。人的高贵灵魂必须拥有配得上它的精神生活。
一个没有形而上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祭坛的神庙。
每个人的人生质量首先取决于他的灵魂生活的质量。
人是一个被废黜的国王，被废黜的是人的灵魂。由于被废黜，精神有了一个多灾多难的命运。
面对他人的真实是一回事，面对自己的真实是另一回事，前者不能代替后者。
人们可能拒绝整个历史，而又与繁星和大海的世界相协调。历史不是一切，在历史之外，阳光下还绵亘着存在的广阔领域，有着人生简朴的幸福。
相爱的人们也只是在黑暗中并肩行走，所能做到的仅是各自努力追求心中的光明，并互相感受到这种努力，互相鼓励。
独处也是一种能力。人之需要独处，是为了进行内在的整合。所谓整合，就是把新的经验放到内在记忆中的某个恰当位置上。
死亡终究不可逃避，而有尊严地正视死亡是人生最后的一项光荣。个人比较欣赏西方人那种平静度过晚年的方式。
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灵、更超脱、更形而上的，那时候他们的灵魂已经抵达天国的门口，人间的好恶和批评与他们无关了。
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更是一种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构造方式。在技术的视野里，一切事物都只是材料。
现代的特点在于技术几乎成了唯一的方式，实现了对整个地球的无条件统治。
畜禽不复是独立的生命和人类的伙伴，而只是食品厂的原料。河流不复是自然的风景和民族的摇篮，而只是水压的供应者。现代技术的真正危险不在于诸如原子弹爆炸之类可见的后果，而在于它的本质中业已包含着的这种对待事物的方式，它剥夺了一切事物的真实存在和自身价值，使之只剩下功能化的虚假存在。
上帝遣光明来到世间不是要让它审判世界，而是要让世界通过它得救。信赖它的人不会受审判，不信赖的人便已受了审判。而这即是审判：光明来到人世，而人们宁爱黑暗不爱光明。
都市最美的时刻，是在白昼和夜生活的喧嚣都沉寂了下去的时候。
子女对父母的爱，其中最刻骨铭心的因素也不是受了养育之后的感恩，而是无法阻挡父母老去的绝望。
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严重弱点不但逃脱了反省，而且成了不可动摇的前提，这个弱点就是重使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
翻译的方式是意译和节译，通过这个方式，他舍弃乃至歪曲了他理解不了的或不符合他的需要的内容，更加鲜明地贯彻了求富强这个意图。
穆勒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是：个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使得人类的生活丰富多样，生气勃勃。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肯定个人本身就是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论点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把个人自由看作独立的善。
个人精神的独立价值始终落在视野外面。
王国维，重视精神价值的一个例外。研究德国哲学。而严复引进的英国哲学本来就偏实用，还被意译去掉了非富强的内容。
王国维所认为的纯粹的哲学是什么样子的呢？简单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即对宇宙人生做出解释，以解除我们灵魂中的困惑。既然哲学寻求的是天下万世之真理，非一时之真理，那么，它的价值必定是非实用的，不可能符合当世之用。但这并不说明它没有价值，相反，它具有最神圣、最尊贵的精神价值。用这个标准，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政治哲学，道德哲学。
儒家那一套道德学说，其成就体现为社会的稳定。
在西方，具有纯粹的思想兴趣、学习兴趣、科学研究兴趣的人比较多，他们在从事研究时只以真知为目的而不问效用。中国则少这样的人。以效用为目的的研究是很难深入下去的，一旦觉得够用，就会停下来。同时，唯有层层深入地追问根据，才能使理论思维趋于严密，而由于中国人不喜追根究底，满足于模棱两可，大而化之，所以理论思维不发达。
若论人生思考的丰富和深刻，中国不及西方。西方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活？活着有什么根据，什么意义？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中国人的人生思考的核心问题是：怎么活？怎样处世做人，应当用什么态度与别人相处？本质上是道德哲学，是伦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很可能是因为对死抱着不同的态度。对西方人来说，死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人生问题，死使人生一切价值面临毁灭的威胁，不解决这个问题，人生其余问题无从讨论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把哲学看作预习死的一种活动。中国人往往回避死的问题。从死不可避免来说，对死的思考的确没有用处，但不等于没有意义，相反具有深刻的精神意义。对死的思考不但不关闭、反而敞开了人生思考，把它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引向超越的精神追求，促使人为生命寻找一种高于生命本身的根据和意义。相反，排除了死，人生思考就只能局限于人生内部事务的安排了。我们中国人缺少真正的宗教感情。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自己孤独无助、没有根据之时，便会在绝望中向更高的存在呼唤，渴望世界有一种精神本质并且与之建立牢固的联系。这就是本来意义的宗教感情。我们中很难产生精神圣徒，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
一个人如果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独特性是每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意义之所在；而强制之所以可恶，正是因为它把人看成了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灵魂的东西。
我们不但不信神，而且不信神圣，即某种决不可侵犯的东西，一旦侵犯，人就不再是人，人的生命就丧失了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的意义。灵魂的严肃和丰富是一切美德之源，一个对自己生命的意义麻木不仁的人是不可能对他人又真正的同情之感、对社会有真正的责任心的。
一个人自己的灵魂不曾有过深刻的经历，则任何外部的经历都不可能使他深刻起来。
中国文化已经形成了其使用品格。一旦形成之后，这种文化便具有了一种淘汰机制，其发生作用的方式是：对实用性予以鼓励，纳入主流和传统之中，对精神性则加以排斥，使之只能成为主流和传统之外的孤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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